*，把希望寄託在祖國，因而態度一變而為親近大陸，這樣的人不在少數。這種弔詭的現象，粗看頗難理解，細想卻很自然。對於臺灣文壇過去的恩恩怨怨，不必看得過分嚴重：“過去*，現在不*，而且嚮往統一，對於這樣的人，何必多翻老賬呢？”68魯迅研究專家陳漱渝也參加了討論，提到余光中本人後來已經表示懺悔，今天不應再揪住不放。69

余光中向歷史自首？

余光中年輕時喜歡參加論戰，可一過中年，便無心戀戰。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年後，有人勸余光中為文澄清別人對他的誤解，他苦笑地說：“可是我覺得會是徒然。真理未必愈辯愈明。論戰事件，最方便粗糙的文學史家貼標籤，分楚漢。但是哪一個真有分量的作家是靠論戰，甚至混戰來傳後的呢？”70他覺得自己沒有“九條命”，只能把最寶貴的“一條命”用來創作：“與其鞏固國防，擴充軍備，不如提高品質，增加生產。”71他還自負地認為：“我與世無爭，因為沒有人值得我爭吵。”72這未免有點太理想化和不食人間煙火了。生活在紛爭的文壇上卻要完全躲開論爭，是不可能的。因而當趙稀方的《視線之外的余光中》73發表後，余光中只好接招，寫了《向歷史自首？——溽署答客四問》：

客說：聽說你最近在大陸出《余光中集》，把早年某些引起爭議的文章，例如1977年那篇《狼來了》通通抽掉了，有隱瞞讀者之嫌，是嗎？

我說：任何作家出文集，都不免有些刪除。如果凡發表的都收進去，恐怕就會變垃圾箱了。《狼來了》是一篇壞文章。所以如此，要把它放回歷史的背景上去，才能明白。1977年，大陸剛經歷“*”，喘息未完。在那場浩劫中受害的知識分子難計其數。我於1974年去香港教書，對“*”的餘悸並不陌生。當時我班上的學生，家在廣東，常向我親述“*”真相……去港不久，因為我在詩中批評“*”，招來“左報”、“左刊”的圍剿，攻擊我的文字當在十萬字以上，致我的心情相當“孤憤”……在“*”震駭的壓力下，心情沉重，對一般左傾言論都很敏感。對茫然九州鄉思愈深，而對現實的恐懼愈強，其間的矛盾可見於我的詩句“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這就是當年我在香港寫《狼》文的心情，但是不能因此就說，那篇文章應該那樣寫。當時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令人反感，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麼整肅運動……《狼》寫得不對，但都是我自己的意氣，自己發的神經病，不是任何政黨所能支使……《狼》文發表以後，引起許多爭議，大多是負面的。許多朋友，例如齊邦媛、張曉風都曾婉言向我諷諫。晚輩如陳芳明，反應就比較強烈……有這麼多愛護我的人都不以為然，我當年被心魔所魅是顯而易見的。74　。。

余光中（16）

余光中在這裡交代《狼來了》的寫作背景和心態，有參考價值。他還承認《狼來了》是篇壞文章，這說明余光中有自我批評精神。有人認為，余光中和大陸的餘秋雨，對自己的歷史問題均死不認賬，都不願意懺悔。其實，余光中比堅決不認錯的餘秋雨要好一些。但陳映真並不這樣認為：

餘先生在這篇對自己做結論的《向歷史自首？》中，關於《狼來了》的反省，只有一句是有所反省意識的話：“政治上的比附影射”“引申過當”。相形之下，“情緒失控”、“措辭粗糙”云云就顯得避重就輕、矇混過關的味道。其實，在餘先生對鍾玲教授，在給我的私信中，都說過要為《狼》文“道歉”，明白說《狼來了》一文“對您造成很大的傷害，他要對您說對不起。”（鍾教授轉述）在第二封私信的末尾也說：“請接受我最大的歉意、善意、誠意……”我接讀之後，真心為他高興，回信鼓勵他勇敢面對、表態，解除自己的枷鎖，則我一定寫文章表示讚賞和支援。不料這麼好的話，在《向歷史自首？》中全不見了，實在令人很為他惋惜、扼腕。75

在私人通訊中餘一再表示道歉，可進入論爭時，這樣好的話不見了，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關於是否向王升告發陳映真是共產主義信徒問題，余光中大概感到此問題的嚴重性，因而一口咬定絕無此事：即使當時的細節已經模糊，但只是從香港把材料寄給彭品光，“純屬朋友通訊，並未想到會有什麼後果。在信上我對他說：‘問題要以論爭而不以政治手段解決。’我的用意十分明確，但這句話陳在公開的文章中卻略去不提”。76至於那份中英對照材料，也不是自己“精心羅織”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