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系列研究余光中的論文。當余光中的“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和“中國啊中國你逼我發狂”被人肢解誤讀時，陳芳明挺身而出為余光中辯護，認為“余光中的詩之所以能顯露出力量，便是由反而正的顛倒寫法”。對陳芳明獨排眾議的做法，余光中深受感動，後來兩人成了忘年交。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因余光中發表《狼來了》53，陳芳明認為這傷害了自由主義精神，無法同意他的看法而與這位心中的偶像毅然決裂。

自稱是左翼青年的陳芳明，成為獨派後，為了表示自己和統派的余光中不是同一條道路上的人，在一篇題為“死滅的，以及從未誕生的”文章中，私自公佈了余光中在70年代後期給他寫的一封密信的片斷：

隔於苦悶與納悶的深處之際，我收到余光中寄自香港的一封長信，並附寄了幾份影印檔案。其中有一份陳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文字的英譯。余光中特別以紅筆加上眉批，並用中英對照的考據方法，指出陳映真引述*之處……54

事隔多年，而且因為陳芳明先披露了此事，陳映真才在2000年9月首次與陳芳明的一場論爭中，提及余光中這封“精心羅織”的長信，當時直接寄給了大權在握、人人聞之變色的王升將軍——寄給陳芳明的，應是這告密信的副本：“余光中控訴我有‘新*主義’的危害思想，以文學評論傳播‘新馬’思想，在當時是必死之罪。據說王升將軍不很明白‘新馬’為何物，就把余光中寄達的告密材料送到王升將軍對之執師禮甚恭的鄭學稼先生，請鄭先生鑑別。鄭先生看過資料，以為大謬，力勸王將軍千萬不能以鄉土文學興獄，甚至鼓勵王公開褒獎鄉土文學上有成就的作家。不久，對鄉土文學霍霍磨刀之聲，戛然而止，一場一觸即發的政治逮捕與我擦肩而過。這是鄭學稼先生親口告訴我的。在那*的時代，余光中此舉，確實是處心積慮，專心致志地不惜要將我置於死地的。”55

陳芳明事後可能後悔公佈這封密信的部分內容，因而與陳映真論戰時，表示不贊同陳映真對其文章的分析：

（陳映真）又重提余光中的舊事，那樣好的歷史記憶是值得討論的。陳映真引述我的《死滅的，以及從未誕生的》，那篇文章是可以公開閱讀的文字，無需說得那樣神秘。在那篇長文中，我對余光中的*立場表示不能苟同；並且，由於他的*，使我對文學感到幻滅。我的批判態度，說明得很清楚。至於說，那篇文章是對陳映真“調查、入罪和指控”，讀者可以自行覆按。56

又說：

陳映真在文中提及余光中寫信向警總告密一事，這是我不知道的。這段恩怨情仇，可以直接找余光中討論，無需刻意對我做無謂的渲染與聯想。57　。　想看書來

余光中（13）

《死滅的，以及從未誕生的》確是可以公開閱讀的文字，但文中提到余光中的長信和附寄給他的影印檔案，卻是不能公開閱讀的文字。此外，陳芳明先是允許讀者可自行覆按，後又不同意陳映真對那封密信覆按得出的結論。從這前言不搭後語的文字中，可看出陳芳明內心深處的“苦悶與納悶”。

陳芳明未和盤托出密信的內容，的確增加了此信的神秘性。陳映真由此猜測這封信是寄給王升的副本，應該說是有道理的。

陳芳明是一位反反覆覆難以捉摸的人。他之所以不願把問題說清楚，是因為他公佈時未曾料到這一爆炸性的材料會被自己的論敵所利用，而自己這時又與原先決裂的余光中重歸於好。他在餘氏七十壽辰時寫的回憶文章中說，回憶與余光中密切往來到決裂的過程，“我自然是掩飾不了感傷。我的時代，我的思想，終於為這樣的情誼造成了疏離。如果我在政治意識上沒有開發過，也許仍然會與他保持密切的音信往返。等到發覺自己捲入政治運動的漩渦之後，我才領悟到往昔的友情已漸呈荒廢。在政治場域裡，交心表態是常常發生的事。尤其在接觸社會主義思想之際，對於自己的情感竟還淪落到以階級立場來分析的地步。現在我當然知道這是庸俗的幼稚的左派思考。然而，當年在海外我竟認真其事。我斤斤計較著政治立場與信仰，而不惜切斷從前的許多記憶”。58為了將功補過，陳芳明這時又寫有研究余光中的長篇論文59，並得到餘氏的肯定，收入他主編的《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評論卷》60中。

有人寫文章稱余光中當年寫的告密信為“余光中事件”，而陳芳明在這個事件前後扮演了一個曖昧乃至不光彩的出賣朋友的角色。

趙稀方質疑“余光中神話”

2004年初夏，北京學者趙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