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部主任”後就抓文藝工作，提倡“文藝到軍中去”，還有什麼“兵寫兵、兵畫兵、兵唱兵、兵演兵”的活動）奪了他掌握文藝政策的大權。當然，國民黨捨棄了老而不中用的張道藩，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對文藝的管制，只不過是文藝運動不再由“中國文藝協會”領導而改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來駕馭大局了。

張道藩告別政壇後，還非常關心臺灣文藝的發展，有時還寫作品以打發寂寞時光。他在1968年1月底，以自己的愛情故事為基礎在兩天之內創作了劇本《留學生之戀》。這應是他最後一部作品。在生前，他對友人說過，百年之後希望文藝界的朋友能替他刻上“*文藝鬥士張道藩之墓”的墓碑。但後來臺灣社會轉向多元，在自由主義文藝思潮與現代主義文藝思潮夾擊下，人們對滿臉長刺的文藝長官和只會打打殺殺的“鬥士”一類人物非常反感，因而儘管他身後的1970年，《中國語文》月刊曾重刊過並單獨印行《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但這畢竟是冷灶重燒式的迴光返照。也有人替其編輯出版《張道藩先生畫集》、《張道藩戲劇集》、《道藩藏印譜》、《張道藩先生哀思錄》（張道藩治喪委員會編印）、《張道藩先生文集》（九歌出版社，1999），還有以張道藩為主題的“近代學人風範研討會（之七）”在1991年2月召開，但張道藩那些崇尚暴力的理論文章及其作品早已在歷史博物館中塵封多年，無人問津。臺北羅斯福大廈的“張道藩圖書館”在一場大火中焚燒了大半藏書，已被合併到臺北市圖書館；“道藩文藝中心”也幾乎名存實亡；“道藩紀念劇院”喊了多少年亦無法落成。

張道藩去世時間為1968年6月12日。他因跌傷腦部昏迷不醒在三軍總醫院長眠，而未能魂歸貴州故里，這對享年七十二歲的他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參考文獻

魏紹徵：《勇於自任文藝先鋒的張道藩部長》，載《文訊》，總第22期，臺北，1986年2月。

張堂錡：《文藝鬥士——張道藩先生》，載《文訊》，總第66期，1991年4月。

李瑞騰：《文學的出路》，臺北，九歌出版社，1994年。

蘇雪林（1）

與寒爵、劉心皇“交惡”的事件

蘇雪林於1999年4月21日辭世。在她辭世前的1997年8月，筆者曾在臺南專門拜訪過她。可她耳已不聰，不能和她當面核實發生在1962年的“文壇往事辨偽案”諸問題。

事情還得從1949年5月20日說起。這一天，臺灣警備司令部發布了世界上歷時最久的*令。這個一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解除的*令，以其極大的破壞性，打亂了臺灣整個社會的執行機制和正常秩序。尤其是《臺灣地區*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及隨之而來的嚴禁30年代乃至20年代文藝的傳播，切斷了五四以來的文藝傳統，使得不少臺灣作家只好從事“橫的移植”而無法進行“縱的繼承”。在大專院校中文系，則只能講授中國古典文學，使“中國新文學史”學科的建設推遲了近四十年。

所謂“文壇往事辨偽案”，正是在這一背景中發生的。一方面是由於蘇雪林利用人們對30年代文壇知之甚少的情況，借胡適1962年2月14日去世發表七篇《悼大師，話往事》1的文章，吹噓自己，把自己打扮成抗戰前夕中國大陸文壇的盟主和“一貫反魯（迅）”的英雄；另一方面，它也是*時代“*抗俄”的社會思潮和蔣介石倡導的“戰鬥文藝”思想氾濫發展的結果。在這場大辯論中，劉心皇、寒爵與蘇雪林似乎是誓不兩立的兩派。但就三人“反魯、反左”，都崇拜胡適這點來說，並無根本的分歧。

蘇雪林是否“一貫反魯”？

這場“文壇往事辨偽案”，所謂“偽”，是指蘇雪林在悼念胡適的文章中，宣揚自己“一貫反魯”、“討魯”。她是怎樣“反魯”的呢？她說：“我洞燭左派之奸，不能再行容忍，寫了一封長信給蔡孑民先生，詳述魯迅品格……勸他千萬不可上當。同時知道胡適先生將自海外歸來，又寫了一封長約四五千字的信給他。——我將致蔡孑民先生書的稿子也附了去，請胡先生一閱。我這封信是1936年11月間寫寄到北平胡先生寓所的，誰知胡先生回國之期展延了半個月，12月初始到上海，10日回到北平才讀到我的信。他當時回了我一封兩千字的信。”2　“當時整個文壇已被左派把持，當然我的反魯文章無處可以發表，第二年2月間魏紹徵先生在武昌發行《奔濤》半月刊，我將我的信（致蔡先生書也在內）和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