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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期一定，沈默反而不急了，他大約能感覺到，這次離開江南，恐怕數年之內不會再回來了，必須抓緊最後的時間，完成他那龐大的佈置。

首先是佈局官場。其實這些年下來，他的同年和學生，早就遍佈東南六省，只是大都官位偏低，大多敏同年剛熬到同知一級，或者在省裡擔任職務，只有極少數已經擔任知府之類的要職。但這就讓沈默無需大動干戈，就可從容讓自己的人，佔據東南的半壁江山。

他雖然沒有任命六品以上官員的權力，但他對東南六省的官員，有著絕對的調配權，只需將一些露臉的任務交給自己人，甚至只要沾點邊，就能搭上剿匪勝利的順風船，順理成章的加官進爵，且現任吏部尚書郭樸，是高拱的同鄉死黨，兩人正在謀求入閣，想團結一切力量跟徐階抗衡，當然不會放過這個賣好給沈默的機會……郭樸雖然不認識沈默，但高拱深知他的厲害，認為用些許官位換得讓他兩不相幫，就算是賺到了。

所以沈默的安排幾乎無一落空，當然他的吃相斯文，只把重心放在沿海一帶，以及一些重要的沿江城市上，這夾雜在徐黨大規模的官員清洗中並不顯眼，而且他的人仍然無一擔任巡撫、甚至連布政使都沒有，所以並不顯山露水。

沈默沒有被衝昏頭腦，他知道自己的人普遍資歷尚淺，雖然去歲到今年是官員晉升確黃金時機，但拔得太快，無異於揠苗助長，沒有任何好處。所以還是按部就班的來，別小看只為他們縮短三年五年的工夫，將來就是無與倫比的優勢。

在政治之外，工商業的佈局更是緊鑼密鼓，雖然大明的工商業在蓬勃發展，但問題亦很嚴重。要說明的是，中國工商業發展的上個高峰一一宋朝時期，官營經濟佔據主導地位，民營只能是補充而已。但到了本朝，情況發生了變化，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私營工業佔據了生產的決大部分比例，官營工業基本上無法與之相比。

本朝整個社會呈現的景象是，民間的工業不斷壯大，而官營工業不斷萎縮。比如絲織業，官營的三大織造局，每年有十萬匹的造解任務，以供上用賞賜。其實負擔並不是很大，因為僅蘇州一地，每年就能生產過百萬匹的絲綢。但即使這樣，織造局也很難完成造解任務，有時甚至完成不到一半。與旺盛的民營織造能力，形成了懸殊的對比。

而且與人們日常認知相反的，官營的織造質量，也遠遠不如民營，以至於每每御用之物，盡數委託民間，不敢自己動手。

再比如官營織染局，在成、弘以後，就逐漸衰落了，其規模不要說與蕪湖相比，就是比起江浙一帶的私營染織場，也是遠遠不如；還有制瓷業，民窯發展的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窯大的多，以青窯為例子，官窯每座燒盤碟器皿二百多件，而民間青窯每座可燒器皿千餘件。景德鎮的民窯的窯身和每窯產量要比官窯大三四倍。

沈默做過統計，嘉靖四十三年，景德鎮的三千座窯中，官窯僅有百餘座。崔、周、陳、吳四家民窯的產品暢銷中外，質量更是遠遠超過官窯。

甚至連歷朝歷代嚴格控制的採礦業，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總的看來，明代的礦禁政策，並不是很嚴厲，除金銀外，很早就開放民營；官礦、官

冶雖肖起伏，但宣德以後，總是下降的趨勢，正德以後更是迅速衣路，以至大面積停閉。大約只有雲南等少數省份的官礦，仍然堅持運營，但也沒什麼大出息了。

而與此相反，民營鐵業得到迅速發展，蕪湖已逐漸成為民間冶煉中心，專業鍊鐵鋼坊不斷擴大。

如著名的濮萬業鋼坊之類的私營大鋼場，僅蕪湖一地就有十幾家，每一家都生意興隆，負擔著全國半數的鋼鐵供應。

就是禁止民間開採金銀礦，也造成了一紙空文，因為礦區大都在深山之中，想禁止盜挖幾乎不可能。事實上，‘盜礦’之事，遍及各省。他們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則憑藉勢力佔領官家的礦場，有的更建立武裝公然和官府對抗，比如衢州礦亂，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這種例子並不罕見，在廣東、四川、雲貴等地，比浙江還要厲害得多。

最後，連幾千年來，都被當成重要財政來源的食鹽業，也愈發失去原本的作用。因為作為朝廷的徵稅物件，官鹽的價格大高，銷量日益萎縮，導致徵稅面日益狹窄，當然稅收也相應減少了。這是因為私鹽的衝擊，鹽商靠私鹽買賣謀取暴利，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全國食鹽需求量大約有十八億斤，而官鹽固定行銷量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