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8年確立宮本體制，到退居二線的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裡，日共不顧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方面的“打倒美帝國主義，奪取無產階級紅色政權”的策動，冒著來自北京的所謂“修正主義”的罵名，始終堅持“獨立自主路線”，拒絕做莫斯科和北京的應聲蟲，先後與蘇共（1964年）和*（1966年）決裂。在宮本主導下的日共“主流派”看來，所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統”道路不僅與日本的戰後現實脫節，而且缺乏合法性，偏離*社會的正義原則。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宮本顯治：日共“獨立自主路線”之父（3）

這雖然使日共蒙受了“修正主義”、“共運的叛徒”的惡名，但客觀上卻避免了來自蘇、中等共產主義大國“輸出革命”的影響，使其得以偏安一隅，休養生息，冷眼旁觀國際共運意識形態論戰的潮起潮落。不僅對在匈牙利、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蘇聯的所作所為有清醒的認識，對中國的“*”，日共也不以為然，所以也曾遭受到中國“*”鼓舞的極端左翼分子毛派“赤軍”的攻擊。

對1987年大韓航空民用航班被炸的恐怖事件，日共發言人揭露是“北朝鮮所為”；而面對從1989年開始的蘇聯、東歐的體制崩潰、顏色革命，宮本坦言“歷史的巨惡”，崩潰是早晚的事。特別是蘇聯解體後，歷史檔案曝光，於1946年從延安回國、1958至1982年間擔任黨中央委員會議長的野坂參三①半個多世紀前在莫斯科曾誣告一位日共同志（山本懸藏），致使其在肅反運動中蒙冤被殺的史實被抖了出來，日共宣佈將已屆百歲高齡的野坂開除黨籍，表明了黨在歷史正義問題上的嚴正立場。

在1976年的“十三大”上，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措辭從黨章中刪除；後表決透過了“自由和*主義宣言”；與“創價學會”聯合，締結“共創協定”；在主張“科學社會主義”的同時，排除極左思潮的干擾，謀求實現以議會鬥爭為主的和平革命路線，宮本自己也在從1977至1989年長達十二年的時間裡，擔任參院議員……顯然，日共所實行的，是一條適應日本國內政治現實的靈活路線，而不是共產主義的刻板教條。

其間，儘管有浮有沉，日共始終維持了在國會一定數量的議席，成為*主義社會多元政治力量中的有效組成部分。而且，在其他政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聚散離合的過程中，得以保持一脈相承的法統存續的只有日共，這不能不說與“宮本體制”在意識形態上的靈活轉身有相當大的關聯。

其實，所謂“宮本路線”，說白了，並非奪取社會主義政權，而是在現行憲法的框架下，集合致力於*改革的政黨和政治勢力，謀求建立“*聯合政府”的構想。然而遺憾的是，日共從來沒有被吸納到政權中。基於這種現實，放棄執政黨的迷夢，如何作為“正經的在野黨”，謀求“在野生存”成了黨的當務之急。

2000年，在前日共總書記不破哲三的主導下，日共再次修改黨章，刪除“先鋒政黨”、“社會主義革命”等詞彙；進而，2004年，在政治綱領中宣佈容忍象徵天皇制和自衛隊的存續。作為共產黨，如此轉身，不可謂不急。

事實上，在日本今天政黨政治的框架下，日共已然放棄了其原初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定位和使命，與社民黨一道承擔了類似西方社會中社會*黨的角色。幸與不幸，這是日本社會的政治現實。

但是，在*主義社會備受質疑的、象徵其封閉性的所謂“*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仍赫然寫在日*章中，說明儘管黨的領導體制已過渡到“第二代”，但依然揹負著沉重的“負面遺產”。而日共如何超越宮本時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與時共進的社會*政黨，確實是一個不小的課題。

宰相中曾根：日本政治大國夢的教父（1）

2005年12月12日，日本政界的青年才俊、*黨前黨魁前原誠司（Seiji　Maihara）在北京外交學院的講演中，明言中國軍事威脅，把此前執政黨一直欲言又止的心聲吐了出來。同時，在跟中國國務委員唐家璇的會談中明確表示，在東海油氣田開發問題上，日本不惜以國內立法等手段來牽制中國。

有跡象表明，在小泉因靖國神社問題把外交之路堵死之後，*黨走上了前臺，充當了對中、韓的外交管道。而在前原的外交攻勢背後，則是對小泉“誘降”的積極回應：很難說在“後小泉”時代，日本的保守兩黨會不會在某種程度上合流。因為，兩者的共同利益實在太多，其中之犖犖大者，便是改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