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現象聯絡在一起，一時間竟然在很多人心中產生了共鳴。據統計，當時美國至少有1500個邪教在神神秘秘地迎接“世界末日”的到來，還發生了數起激進的集體自殺。可惜時至今日，這個預言也並未實現，諾查丹瑪斯和他虔誠的信徒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令人不解的是，儘管最後無一應驗，為何這些毀滅性的預言卻依舊擁有前仆後繼、數量壯觀的擁躉？是因為人類篤信預言古已有之，還是為現實壓力所挾？

其實在西方人的潛意識中，大多早就被植入了“末日終會到來”的概念。因為基督教不僅明確的提出了“審判日”、“救世主”等概念，還在《聖經》中將城邦、國家甚至世界性的戰爭與覆滅都與神罰相聯絡，早已將末日觀念植根於信徒的思想之中。而成熟的資本主義制度又令社會財富高度集中，貧困人群對於社會與高層積壓了強烈的不滿，認為世界醜惡，更產生了希望世界毀滅的想法，無形中成為了末日論最好的解釋者與流傳者。

與之相比，在東方人尤其中國人的千年文化傳承中，其實並沒有類似的末日觀念。末日預言在中國的興起似乎也只是在1999年之前的一段時間以及2009年底電影《2012》熱映之後。儘管在中國的文化基底中，關於未來的預言是存在的，如前文所述的《易經》、《推背圖》都可以視作我國上古流傳至今的預言書。可是，若要將其歸結於世界在某個時間點上迎來未知的毀滅，顯然還欠缺“火候”。

這樣看來，要真正激發預言在世界範圍內的大爆發，在歷史文化根源之外，現實因素必不可少。

在近代歷史上，不少盛行一時的末日預言都頗具現實意味，而做出預言的也並非預言家，而是幾位研究社會學或人口學的學者。比如18世紀的社會學家馬爾薩斯預言了不可避免的全球性饑荒；20世紀60年代，“人*炸學說”的創始者保羅·埃利克則預言印度在1980年會因食物短缺而有2億人喪命（雖然1980年印度不僅沒有短缺，還把多餘的穀物出口賣給了蘇聯）；20世紀70年代，科學家們開始擔心新冰期來臨；再往後，人們開始長期因“核末日”的設想而憂心忡忡。顯而易見，現實的嚴苛加速了甚至直接導致了某些預言的產生。

而今天我們面臨的時代，紛亂複雜，危機感或許還要遠勝當年。世界各國無一倖免的面臨著全球資源緊張、自然災害頻發、金融危機肆虐、失業率居高不下等諸多問題。空前的壓力與焦慮讓人類心理狀態懸於一線，更加急切地在末日預言上尋求精神寄託。

或許正是因此，瑪雅預言與《2012》才一鳴驚人，就連天文星象、先知傳說以及中國的《易經》和《推背圖》也都被挖掘出來，加以應和。甚至還有外國人使用電腦程式進行“預言”，試圖用一切方式來告訴我們，2012年，人類有難！

事實又將如何？

至少目前來看，依靠理性思考的人們都認為這是不可能實現的，2012年12月22日我們肯定能見到初升的太陽。但要就此說明地球沒有任何危機與災難？亦不盡然。

天文學家第谷·布拉赫說：“哲人主宰星辰”，意為我們所知的預言並非是“將來會發生的”，而是“將來可能發生的”。這意味著預言是對未來的一種徵兆，並且可以為人力所改變。那麼眼下的預言攻勢雖不可信，卻也可能有其暗含的徵兆。這正如我國國家行政學院的教授邱霈恩在玉樹地震後發表的“在預言和謠言之間”一文中所指出的，最近大行其道的2012年末日說其實正是一場在全世界範圍內醞釀的廣泛的心理危機。儘管對於危機的極端敏感是糊塗和不科學的，但從保持危機意識的角度來看，這種居安思危是可以理解的。

那麼，預言暗藏著何種危機徵兆呢？

進入2000年以來，頻繁的自然災害、碳排放與汙染、全球變暖可能導致的海平面上升等諸多問題都被擺在了各國面前，人類已不得不思考這些在以往歷史上從不曾有過的嚴峻形勢。而在這個時段出現的世界末日討論高潮，很難說與人類日益高漲的環境焦慮無關。而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主任肖子牛也曾就2012年地球是否鉅變發表過觀點。他認為，雖然在當年地球發生鉅變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但隨著人類對地球的影響和破壞加劇，人類面臨的自然環境將會更加惡劣。或許，這正是預言外衣之下所隱藏的地球亞健康的徵兆。

雖然我們幾乎可以肯定，2012預言成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2010年全球各地出現的種種極端氣候現象與自然災害卻足以提醒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