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帶著兩個人出發了，一個是中士邁克·里納爾迪，另一個是攝影師羅伊·布萊克斯托克。我對這兩個人都沒有好感。里納爾迪來自紐約曼哈頓的小義大利區，布萊克斯托克是弗吉尼亞人。兩人的外貌完全不同。一個矮胖，又細又黑的小鬍子好象上過蠟似的；另一個身高兩米，大腹便便，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我發現他倆還有一張厚臉皮，幹什麼事都漫不經心的，著實讓人吃驚。在我看來，這就是成熟的標記，老於世故的明證，而我卻對生活毫無經驗。

那天是1945年5月5日。對於這場行將在歐洲結束的戰爭，除了三天前俄國人佔領了柏林，以及第三帝國即將全面正式投降以外，我知道得很少。戰爭就要結束，而我連一個敵人也沒有殺死，更沒有參加任何戰鬥。再過兩個月我就要滿二十一歲了。我就象一個頭一次進戲院的少年，剛剛進場就看見帷幕落下了。六年來我第一次回到歐洲。在巴黎，我又見到了的法國祖母。我放棄了父親的國籍，選擇了母親的國籍，成了美國人。這件事並沒有怎麼使祖國不高興。說實在的，她也沒有追問下去，顯然對此沒在意，只顧向我描述德寇佔領下的巴黎，她的普羅旺斯……

一到林茨，里納爾迪就讓我們搭上了一輛去維也納的卡車。紅軍從4月13日起就佔領了維也納。下午兩點左右，我們在埃恩斯過了多瑙河。里納爾迪在那裡攔住一輛吉普車，司機象他一樣也是個美籍義大利人。他說服了司機，讓我們搭車。我們先到了茅特豪森的火車站，這兒離集中營還有六公里。我們又對司機施加壓力，簡直就象論詐，他這才把我們送到那裡。

就這樣，我第一次踏上了雷布·米歇埃爾·克利姆羅德的足跡所至的地方。

那天的事情我至今記憶猶新。留在我腦海裡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奧地利那種輕鬆的氣氛。那兒風和日麗，妙春常在，芳香陣陣。

接著，我聞到了一股氣味。

我們離集中營還有二三百米遠時，那股氣味就直衝我的鼻孔。一長列蓋著篷布的卡車在前面駛過，我們不得不停車。我們的臨時司機趁機怒氣衝衝地宣佈，他再也不往前開了。我們只好下車步行。氣味越來越重，一陣陣襲來，經久不散。“焚屍爐”，布萊克斯托克帶著他那南方的拖腔說道。他的語氣很平靜，再加上他的腔調，這幾個字聽起來幾乎沒有什麼可怕的。我們走進洞開的大門。坦克駛來又開走了，地面上可以辨認出新近的履帶印。在坦克開過的地方，卡車不停地開進來，卸下食品、藥品和臥具，增援已經到達這裡的醫療隊。這列長長的車隊一進大門，就消失在無邊無際、無聲無息的人海中，這是一片瀕於死亡的人構成的海洋，平靜得出奇，就象海水在漲潮時突然凝固了似的。五六個小時以前，坦克的到來大概使人海顫動了一陣，振奮了一陣。但是，現在激動已經過去，自由帶來的歡樂似乎消失了，一張張面孔都成了呆板的假面具。最初的時刻過去以後，人們好象進入了第二階段，這場噩夢接近已經尾聲，這一新的現實已無法改變。布萊克斯托克用他那營養良好的高大身軀為我們開路。一雙雙神情恍惚的眼睛看著我，看著里納爾迪，看著布萊克斯托克。在這些人的目光中，我看到一種奇特的麻木不仁和聽天由命的表情，也看到了恨，一種憤懣的指責：“你們為什麼不早點來呢？”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綠色國王（2）

“他們真臭，”布萊克斯托克說道，“臭得簡直無法相信。”

這個巨人在一群身穿破爛條紋囚服的醜八怪中間氣勢洶洶地朝前快步走去，一路上推推搡搡，帶著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氣。

負責這個集中營的美國軍官佩帶著金質楓葉領章，表明他是個步兵少校。他叫斯特羅恩，個子矮小，青筋暴出，一頭紅棕色的頭髮。他對我說，他不知道眼下還有什麼事比調查戰爭罪行的事更使人操心。他說，他要把這個汙穢不堪、亂七八糟的地方清理一下。他已經派人把這些前囚犯按無法搶救的，情況危急的和脫離危險的分成三類。無法救活的人為數眾多。少校說：“幾天之內將死掉兩三千人。他們將作為自由的人死去，這樣總好一點。”他睜著一雙近似黃色的栗色眼睛盯著我，問道：

“您剛才說您叫什麼？”

“戴維？賽提尼亞茨。”

“猶太人？”

“不是。”

“那您怎麼姓這個姓？原籍哪裡？”

“法國。”

“聽起來好象是波蘭人。”

這時，他已經轉過身去，用生硬的語氣發著命令。里納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