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市井小說色彩”,兼具古典和西洋小說的風格。由於《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在現代文學史編寫上的重要影響,以後的現代文學史著作和大學裡的現代文學史課程也都為張愛玲留下位置。
到九十年代以後,張愛玲熱逐漸升溫,許多大學中文系的師生都在做關於張愛玲的論文。對張愛玲小說中的意象、結構、心理描寫、女性主義等等方面都有論文在研究。劉鴻音在《蔥綠配桃紅參差對照的藝術——張愛玲的及其他》中,指出張愛玲小說在應用傳統的章回小說的藝術特色的同時,又能夠具備現代心理小說的特點,是一種“傳統”與“現代”的完美結合,同樣,姚玳玖在《闖蕩於古典與現代之間——張愛玲小說悖反現象研究》中既肯定了張愛玲小說營造的“古典”的形象世界,也指出小說對現代的感悟與破譯,表現出筆下人物在古與今、中與西的文化縫隙中不斷沉淪的精神狀態。也正是在這幾年,一批關於張愛玲的傳記相繼出爐:王一心的《驚世才女張愛玲》、於青的《天才奇女張愛玲》、阿川的《亂世才女張愛玲》和餘斌的《張愛玲傳》。無可諱言,這些傳記大多帶有商業炒作的痕跡,但在另一個方面也說明這時的張愛玲影響之大。一些當代的中國作家如蘇童、葉兆言、王安憶等在寫作上與張愛玲的風格相近,已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在這一時期,針對張愛玲熱的現象,學界也出現一些不同的聲音。這些聲音的焦點大都涉及張愛玲的政治文化地位,較少深入到張愛玲作品的內在藝術性上。相關的文章主要有陳遼《關於淪陷區文學評價中的幾個問題》,《張愛玲的歷史真相和作品實際不容遮蔽》(《天津文學》1996年第2期),,《淪陷區文學評價中的三大分歧》,(《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裴顯生的《談淪陷區文學研究中的認識誤區》(《文藝報》,2000年4月18日)等,與之持相反論點的則有張泉《史實是評說淪陷區文學的唯一前提》(《文藝報》2000年3月28日),《淪陷區文學研究應當堅持歷史的原則》(《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1期),《關於淪陷區作家的評價問題——張愛玲個案分析》(《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古遠清《張愛玲是文化漢奸嗎?》(《今日名流》1996年第9期)等文章。他們的這場論爭,涉及到張愛玲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當值得我們再來做一次檢視。
毫無疑問,在民族國家的現代文學敘述框架下,張愛玲是註定要被“埋沒”的。在二十世紀末的張愛玲熱中,她的身份也始終是一個敏感問題。在《張愛玲熱要降溫》中,陳遼宣稱張愛玲是“文化漢奸”,並列出三條理由:第一,在上海淪陷時期,她與大漢奸胡蘭成先同居後結婚。第二,張愛玲發表的絕大多數作品都是在淪陷時期的敵偽主機板的刊物和報紙上發表的。第三,抗戰勝利後,張愛玲對大漢奸胡蘭成仍然是一往情深,不辨民族大義。之後,陳遼先生在《關於淪陷區文學評價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進一步對淪陷區作家做出劃分,認為淪陷時期有四類作家,四類作品,它們所起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第一類是在淪陷區開展地下工作的和堅持愛國立場的作家。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打入敵偽部門,以敵偽的報刊、雜誌、書店為掩護,開展工作。他們也發表作品,但一不搞宣揚“大東亞共榮”的漢奸文學;二不搞*反人民的文學;三不搞為敵偽粉飾太平的文學。他們以春秋筆法,皮裡陽秋,在灰色文學的外衣掩蓋下,教育人民愛國進步。這可以關露、柯靈為代表。
第三章 大陸學界對張愛玲的政治文化身份之爭(3)
另一類是在文化領域內為敵偽政權服務的作家。他們辦報紙、出雜誌,開書店,寫文章,形形色色,實際上搞的是“皇民文學”,麻痺人民的抗日鬥志。這類作家可以北方的周作人、南方的陳彬和、胡蘭成為代表。
又一類是以不同方式附敵附偽的作家。他們不甘寂寞,舞文弄墨,在敵偽的報刊上十分活躍,大量發表文章,在敵偽控制的書店裡一本本出書。他們宣稱不談政治,但在總體上,實際上卻有利於敵偽的統治。他們或寫男女情愛、家長裡短的日常生活,或標榜人性,寫所謂人性之善惡;或搞*文學,或作無病呻吟;或寫風花雪月,或寫軼事秘聞;或說茶經花道,或談狐鬼神仙。可以當時紅得發紫的張愛玲、蘇青為代表。
還有一類是不明敵偽文學底細和真相,只是出於愛好文學而寫作的文學青年和由他們寫出來的一些作品。當時他們還談不上是作家,人數很少;因當時敵偽控制、掌握和附逆作家自辦的文藝刊物都是“同人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