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從美國回來。”

社科院的一間辦公室裡，教授高磊態度矜持地對面前的兩名外國記者說道。

已經60歲的高磊精神健旺，衣冠楚楚，油亮的頭髮夾雜著一些銀絲，卻正顯出一副學術精英的派頭。

80年代中期，高磊因為提出國際大協作理論而名噪一時，後來這一理論受到學術界和商界的一致質疑，認為把一個十多億人口大國的經濟完嫁接在世界經濟鏈條上，不僅不利於國家的經濟安，世界經濟也無法承載。再往後，中央一些領導人在內部談話中對這一理論提出了批評，高磊因之而陷入了長達近十年的沉寂期。

在這段時間裡，高磊在社科院的位置並沒有受到影響，他的學術研究和國際交流依然能夠順利進行。鑑於在國內很難找到發聲的機會，高磊開始尋求在國際刊物和國際會議上發表觀點，並逐漸受到關注，達到了“牆裡開花牆外香”的效果。

到90年代後期，高磊在國際學術界已經闖下了偌大的名聲，國外的多個機構給他授予了一系列的頭銜，諸如什麼“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百人提名”、“芝加哥大學年度10大思想家”、“克萊登大學終身榮譽教授”等等。

頭銜有了，研究經費也隨之而來。歐美的若干個學術基金會爭相向他提供研究基金，幫助他在中國開展學術研究。在其他學者苦哈哈地為著國內幾萬塊錢的社科基金窮經皓首的時候，高磊賬上的美元已經多到花不出去的地步。

在中國的學術機構裡，頭銜和經費都是硬通貨，尤其是你得到的頭銜還是國外授予的，那又比國內的什麼榮譽含金量要高得多。許多研究機構都希望高磊能夠到他們那裡去掛個名字，這樣他們就可以聲稱自己的機構裡擁有什麼樣級別的學者。幾十所國內高校給高磊發了聘書，聘請他擔任客座教授，每年只需要去開一次講座，就能夠獲得數萬元的客座教授津貼。

高磊的博士生名額也成了香餑餑，因為讀高磊的博士能夠拿到從他課題經費裡發放的高額津貼，能夠有出國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機票都是國外基金會贊助的。參加學術會議的次數多了，你就能夠結識國外的學術大咖，屆時想申請到國外去做個訪問學者或者博士後之類的，也會更加容易。

總而言之，今天的高磊已經遠非昨日可比。20年前的高磊雖然在國內也算是風雲人物，但總脫不了一股土鱉氣息，說話做事還得小心翼翼，避免和國家政策相違背。而到今天，高磊已經涅盤重生，進化為一名國際學者，張嘴閉嘴都是新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觀，中國的一切對於他來說，都是土得掉渣，需要狠狠地進行鞭撻才行……

“我在美國出席了由加州大學主辦的新制度經濟學年會，並在會上發表了我的最新研究成果。我認為，中國經濟落後的主要原因在於制度，儘管我國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了建設市場經濟的口號，但時至今日，我們國家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經濟制度，『政府』在經濟中扮演了過於重要的角『色』，束縛了經濟發展。許多『政府』官員，包括一些位置很高的官員，都誤以為技術能夠決定一切，而忽略了制度才是技術發展和創新的基本條件。”

高磊『操』著流利的英語，向兩位歐洲記者侃侃而談。

“高教授，你說中國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經濟制度，你能給我們舉幾個比較近的例子嗎？”一位名叫康茨的記者問道。

“這樣的例子很多。”高磊說，“就拿最近中國發改委推出的首臺套重大裝備促進政策來說，這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計劃經濟的產物。”

“我們也聽說了這個政策，但對於政策的細節並不瞭解。請問高教授，你親自參加過這個政策的制訂嗎？”另一位名叫伯恩斯坦的記者問道。

高磊說：“我沒有直接參與這個政策的制訂，因為我從一開始對於這樣的政策就是持否定態度的。國家財險公司為了顯示決策民主，專門派人來徵求我的意見，我提出了十點質疑，認為這個政策完是有悖市場經濟原則的，也違反了中國加入世貿協定時候的承諾，這樣的政策一旦出臺，將會使中國的改革開放倒退十年以上，並使中國的入世成果化為烏有。”

呃……，咱們能不能不要這麼誇張啊？兩名記者都有些受不了了，危言聳聽明明是我們記者的看家本事好不好，你這樣說話，算是戧行了。

康茨和伯恩斯坦是透過歐洲的一個基金會與高磊聯絡上的，名義上是一次普通的採訪，但實際上卻是希望高磊對首臺套政策提出批評，這樣歐洲媒體就可以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