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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⒓崾匚浯蟆H袈劾�肺侍猓���⒁�攘砈轎桓叢擁枚啵��喚齔鏨磧諞還偕鷸�遙�1948年還曾以社會賢達當選為國大代表。丈夫楊端六自30年代一直任武*學院院長、教務長。更為觸目的是楊的頭上還有一疊“官”帽子。他當官事出“偶然”:1931年國民黨*錢昌照介紹在野名流楊端六為蔣介石講學,因而受到蔣的器重。蔣要楊端六出任軍事委員會審計廳廳長之職,楊端六以不是軍人為由推辭。蔣不允。他又不敢得罪,從而不得不提出:“不離校、不離講臺、不穿軍裝”,只在假期去南京兼職。蔣竟全部應允,並授其上將軍銜。楊端六還是國民參政會參議員。1945年,國民黨在重慶召開六大,楊拒絕出席。也是蔣提名選他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一淨土掩風流——“四級教授”袁昌英(4)

袁昌英夫婦完全是出於對未來的希望和信賴才留下的。

客觀地說,50年代前半期,袁氏夫婦的生活和心情是相對穩定和歡暢的。新中國成立後他們向組織交代了既往的歷史,積極參加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受到社會的尊重和信任。袁昌英入了民盟,當選為省政協委員,出席了三次武漢文代會,並當選文聯執委。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後,武大外文系撤銷,她遵命到中文系講授外國文學。為譯介蘇聯資料,她苦學俄文;為表達對領袖的敬愛,她把毛澤東詩詞譯成英文……

楊端六一邊在武大執教,一邊兼任中南軍政委員會財政委員。1956年又加入“民革”。

然而,這陽光燦爛的日子,被1957年的一場風暴統統捲去。

本來,袁昌英的歷史問題早在1951年、1952年已交代清楚,肅反中也沒做審查物件。1957年莫名其妙地被劃為“極右分子”,被剝奪教職,下放到圖書館勞動。一年後,湖北省高院又突然宣判她為“歷史反革命”,開除公職,判處管制兩年。因當時袁昌英年老體弱,沒有遣送外地勞改,留在校園內,由街道幹部監督勞動。每天揮著大掃帚,掃滿地掃也掃不盡的塵土和落葉……

袁昌英有一兒一女。長女楊靜遠留美后,回國在北京工作,兒子楊弘遠在身邊。社會的高壓令楊弘遠透不過氣來,學生時代的楊弘遠因“和反動家庭劃不清界限”而屢受批評“幫助”。階級鬥爭,像燒紅的磙子一樣來回碾壓年輕人的心,烙進年輕人的意識。楊弘遠終於作出與父母分居的決定,以示決裂。兩年後袁昌英摘帽了,楊端六的專著《清代貨幣金融史稿》由三聯書店出版了,在姐姐楊靜遠的勸說下,楊弘遠搬回與父母同住。然而,天倫之樂是那樣短暫,隨著1966年“*”的開始、楊端六的去世,楊弘遠再次與母親劃清界限,而且徹底地決裂了。社會、時代的悲劇,釀成了家庭的悲劇。責任當不在個人,但實在令人痛心。

楊端六是幸運者,1966年9月5日病逝,逃過了“*”之劫。當時他的身份是“歷史反革命”,火化後連骨灰也沒留下。這位人們“視界外的大師”真正地銷聲匿跡了。

是時,袁昌英已72歲高齡,無生活自理能力,被學校指令住到一間小屋裡,孤燈冷灶。女兒在外地,兒孫又不上門,她只靠原保姆及侄兒的兒子隔三差五地幫她乾點買煤、裝爐子的體力活。度日如年。更想不到的是,一個孤老婆子還遭不白之冤。她女婿單位的造反派來找她外調,偶然看到桌子上書寫的字句,硬逼她承認那是反標,是惡毒攻擊。袁昌英再三解釋那不是她寫的,然有何用?來者不聽分辯,惡狠狠地打她一耳光。造反派正要將她扭送派出所時,鄰居家小孩子來了,主動說那是他畫著玩的,方才解圍。

1969年秋,*“第一號令”釋出。1970年1月,學校限令“五類分子”袁昌英於月底離開武漢。女兒楊靜遠好不容易聯絡上,將袁昌英遷往老家醴陵一遠親袁星山家落戶。袁昌英卷著一床小被卷,帶著一條跛腳方凳和兩口裝滿中外書籍的木箱,告別了她生活了40年的家園——第二故鄉武漢,跋山涉水到醴陵,由袁星山推著獨輪車吱吱嘎嘎推到老家駱家坳。

所幸,鄉風淳樸。鄉親們沒有理會袁昌英是什麼“分子”,把她看做是遠道而來的老姑奶奶,叫她“老姑”。由於她的“身份”在縣裡是榜上有名的,不時被通知要參加農村“五類分子”訓話會什麼的,少不了要寫思想彙報。

一淨土掩風流——“四級教授”袁昌英(5)

袁昌英到鄉下,帶著許多工具書,本想重譯《莎士比亞全集》,可是她身心疲憊至極,實在力不從心了。她用女兒寄來的生活費訂了兩份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