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斷加強。

二○○三年以來，中央治理香港採取新機制，採用新思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顯著成效，其間，香港經歷了一系列接連不斷的選舉。然而，面對未來普選的政治挑戰，不僅要增強愛國愛港陣營在選舉中的政治實力，更要採取行之有效的文化戰略，發揮軟實力，逐步改變香港民情，爭取人心迴歸，尤其是爭取香港中產專業精英的人心迴歸，但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讓人陷入難以釋懷的憂鬱之中。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和周恩來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曾經以何等的政治自信，將香港作為通向西方世界的跳板，並對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當性發起了意識形態的挑戰。然而，幾十年之後，中國在香港問題上被迫採取守勢。這種攻守異勢既有國際局勢的轉變，也有國家實力的轉變，更有文化領導權的轉變。毛澤東、周恩來這一代領導人的自信，不是來源於國家的經濟實力，而是來源於政治正當性的正義原則，即共產主義信念所支撐的“民主”原則和“平等”原則，由此不僅能凝聚人心，而且始終掌握著話語主導權。可以說，整個“冷戰”話語就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民主原則與資本主義陣營的自由原則之間的較量。

起初，社會主義陣營的民主原則佔據了上風，第三世界尤其是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正是在這種“民主”和“平等”原則下展開的，美國因為種族隔離、英國因為殖民統治而喪失了政治正當性。為此，英國步入非殖民化時代，美國為了打贏這場冷戰而被迫取消種族隔離，由此六十年代美國興起的人權運動被稱之為“冷戰人權”（cold　war　rights）。在這場“民主”與“自由”對抗的冷戰背景下，西方思想家一方面在政治哲學上極力詆譭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民主原則，將民主等同於“多數人暴政”和“極權專制”，從而把所謂英美自由主義推向了神壇；另一方面也對民主原則進行技術化處理，將民主原則等同於代議制選舉，並將其納入法治軌道，將“民主”概念變成所謂的“憲政民主”，從而重新奪得了民主話語上的主導權。

改革開放以來，與西方世界努力爭奪“民主”話語的主導權不同，我們在政治意識形態上首先採取了“硬著路”，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並拱手讓出了“文化領導權”，喪失了對“民主”概念的解釋權；接著又以“不爭論”的方式處理政治正當性問題，致使中國政治喪失了政治正當性原則的是非辯論，窒息了中國政治思想的生命力和意識形態的活力，陷入了庸俗的市儈主義；而中國的知識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別革命”中擁抱了英美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傳統所樹立起來的集體主義、團結友愛和無私奉獻的倫理思想，受到自由主義和商業社會的衝擊。我們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虛。新興精英階層在全球化的經濟生活中享受短暫的和平和私人的快樂，以一種非政治化的天真在全球化的空洞許諾中喪失了政治意志、政治獨立和文化自主，喪失了對生活意義的界定權和對生活方式的辯護權，只能以尾隨者的心態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認。

從一九八二年香港迴歸談判到二○○三年大遊行這二十多年，香港在政治上和地緣上處在大陸的邊緣，可在經濟上和意識形態上卻處於西方世界主導的中心地帶；隨著內地經濟的崛起，香港在經濟上開始出現邊緣化傾向，但在意識形態上依然佔據了民主、自由和法治話語的中心地帶。這樣一種中心與邊緣、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錯位與反差恰恰是香港問題的癥結所在，也恰恰是近代以來中國的憂鬱所在。中國人即使在最為困頓的時代，內心中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文明中心的高貴追求，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天下的思考，可在近代以來的實際政治環境中卻不得不淪為被支配的邊緣地帶，難以為自己的生存方式進行辯護，由此產生難以釋懷的憂鬱。這樣一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很容易因為過分自尊而產生孤立主義的民粹傾向，也很容易因為過分自卑而產生普適主義的投降傾向，這兩種傾向又往往以極左和極右的方式展現出來，二者之間的相互鬥爭和張力不斷拷問著中國人的心靈，使得近代以來的整個中國史不斷經歷著“成長中的陣痛”。與臺灣問題和西藏問題一樣，香港歷史上的風風雨雨，尤其是迴歸道路以及迴歸以來的一幕幕悲喜劇，不過是這陣痛的一部分而已。

“要使一個事件有偉大之處，必須匯合兩個東西：完成它的人的偉大意識和經歷它的人的偉大意識。”尼采認為這些“不合時宜的沉思”是寫給未來的。

從康熙皇帝駁回了重修萬里長城的一刻起，他並不在意自己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