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到他的研究方向，“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

30年代初期，陳氏史學逐漸移向第二階段，這段時期他放棄了中外關係史方面的研究，致力於中古文化史。在《寒柳堂集》中他這樣表述研究轉向的原因：寅恪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後。

1949年以後，他的史學進入了第三個階段。陳寅恪最後階段的兩部著作是《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

寄“心史”於“紅妝”

陳寅恪晚年“著書唯剩頌紅妝”頗受人們的關注，研究者認為他是以這兩個女子自比。陳寅恪雖然以史家立身，但其“史識”與“史觀”卻是建立在儒家價值觀之上。在文化思想上，陳氏三代均講究革新，但陳寅恪卻自稱“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曾國藩）、南皮（張之洞）之間”。這並不是意味著他認同咸豐時代的保守思想，而是認同咸豐時代變法思想先驅馮桂芬等人的思想，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穩健前進的思想。在他看來，如果社會冒進太快，社會、人心、經濟、政治等方面反而不進而退。這種觀點在他是一貫的，從不曾因為外界的壓力而做過改變。1961年吳宓去拜訪他，事後在日記中寫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即仍遵守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決不從時俗為轉移。但時代一直在趨新，不斷革命，始終變化，唯有他的思想還停留在原處，這種巨大的矛盾、反差，怎能不讓他嘆息呢？

在兩部以才女為研究物件的作品中，陳寅恪運用歷史的想象力重建了興亡的“心史”，在柳如是和陳端生的悲劇中加入了他的人生感慨和文化喟嘆，使他的史學境界在最後一個階段發生了跳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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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軼事

既非博士，又無著作，如何成導師？

1925年，清華學校創辦國學研究院。已在清華任教的吳宓向梁啟超介紹陳寅恪，梁啟超便推薦陳擔任國學研究院導師，當時的校長曹雲祥還未聽說過陳寅恪，問梁：“陳是哪一國博士？”

梁啟超回答說：“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

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

“也沒有著作。”梁答。

“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

梁啟超大為生氣，於是回答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

曹雲祥聽後決定聘請陳到清華來擔任導師。於是，沒有什麼學位文憑，也沒有什麼著作的陳寅恪，憑著廣博的學識，成為了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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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成名的“顧老闆”

與“大器晚成”相反，少年暴得大名者，後半生多無所成。對於這個常見的現象，人們往往以“江郎才盡”加以解釋，但是閱讀顧頡剛的一生可以發現，在巨大反差的命運轉折中，性格起了關鍵的作用。

上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是顧頡剛學術上的黃金時期。1926年《古史辨》出版，盛名從天而降，“顧頡剛”三個字一躍而起。當時的知名學者紛紛給予這個無名後輩的著作以極高的評價。遠在德國的傅斯年致信顧頡剛，認為當今“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顧的老師胡適也拱手把他讓到了古史學第一把交椅上去：“在中國古史學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顧頡剛是第二次革命，這是不須辯護的事實。”

《古史辨》的成功，一下子引來了幾十位學者加入到了古史學的研究潮流。當年7月，林語堂應廈門大學之邀擔任文科主任，聘任顧頡剛為國文系教授。顧頡剛抵達廈門後，林語堂又讓他去換聘書，改為“研究教授”，原因是在《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後的短短兩個月內，顧頡剛的“學術地位突高”，“故而稱謂亦須改變”。當時，顧頡剛僅是北大的助理教授，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研究教授”，比教授還高了一級，與沈兼士、魯迅等知名教授同室辦公。這在當時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恐怖的家庭教育（1）

顧頡剛少年博得的大名一直“紅”了30年，但之後的30年，顧頡剛在學術上基本屬於停滯階段。

少年暴得大名，與老來幾無所成，固然與時代環境變遷有關，但個人性格與環境的關係更值得注意。性格有強弱，強度不同，取捨不同，得失各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