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藝海沉浮（6）

“官司”以後，馬連良痛定思痛，看透了當局者的本來面目。他們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讓馬連良傷透了心。俗話說的好，“官字兩個口，怎麼說他都有。”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一向謹小慎微的馬連良，從此對政府與官僚在心理上產生了一種牴觸和惶恐。在這種黑雲壓城的社會里，為了生存和理想，為了他心中那不滅的藝術之火，他只有選擇遠離和逃避，躲開這黑暗的政治旋渦。馬連良因此有了永遠不想與政治有任何牽扯的思維定式，這種思維定式也影響了他此後二十年的人生命運。

在杜月笙的安排下，北京梨園界的頭牌大腕，乘坐一架包機奔赴上海，其中有馬連良、譚富英、葉盛蘭、李少春、筱翠花、張君秋、劉連榮、袁世海、馬富祿、葉盛章等。這一時期，發生過幾次著名的空難，像戴笠、李世芳等名人皆因飛機失事而死。大家上飛機後，心裡多少有點犯嘀咕。真是怕什麼來什麼，忽然，飛機從半空中像一個自由落體一樣，垂直般地向地面墜落，大家的臉頓時全嚇白了，李少春從座椅上摔了出去，在空中走了一個“搶背”，落在另一個椅子上，難道真要死無葬身之地嗎？飛機下落了兩千多英尺後，終於被控制住了。大難不死，梨園幸甚。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馬連良在飛機上黯然神傷，心中既忐忑不安又無可奈何，這出師不利的兆頭讓他對茫茫的前路有了幾分不祥的預感。果然不出他的所料，這次離開故土京城以後，馬連良就像一隻有家難回的離群孤雁，在南天一隅無枝可依，徘徊遊蕩了四個多年頭。

提起杜月笙，人人都知道他是###會的三巨頭之一，而且後來者居上，多年穩坐上海“一哥”的交椅。他在“洗底”以後，行為做派處處表現得很有紳士風度。夏天天氣炎熱之時，也不願除去長衫，因以年輕時身上的紋身為恥，不願示人。他本人又是一名痴迷京戲的票友，戲院的生意只是他的九牛一毛，在他的戲院中演戲，院方多不與名伶奪利。因此北方的演員都願意去上海，包銀高而且守信譽。

他非常喜歡老生行當，最喜歡唱的是《四郎探母》裡的“洋菸灰”（楊延輝）。一次他以悅聲居士之名與章遏雲合演“坐宮”，害怕“叫小番”時的噶調上不去，有手下獻計：“老闆自管唱，我自有辦法。”等他在臺上，水袖一翻，“叫小”兩個剛出口，臺下馬仔登高一呼，彩聲四起，把個“番”字全湮了。

除了票戲外，對鬚生演員一直比較關照。周信芳因辦戲院虧了本，向他借錢，他對周說：“你什麼時候還，怎麼還，由你自己定。利息不必談，數目如數給你。但我奉勸你，當你的‘角兒’好了，辦戲院是另一門學問。”周信芳後來對杜的這番言論非常信服。

1931年他在“杜家祠堂”落成之際，約請餘叔巖南下，餘未能成行，杜表示深深的遺憾。而外界盛傳，餘叔巖高風亮節、錚錚鐵骨，寧可不要上海“碼頭”，也不趨炎附勢，把餘的形象人為拔高。在輿論方面餘叔巖大佔上風，而杜則處於劣勢。實際情況是餘叔巖最後一次在滬演出時，在共舞臺上座非常不理想，不俟期滿，餘叔巖“認栽”，打道回府了，可包銀卻提前收了。黃金榮對餘說，照理應退還部分包銀，但我不願意這樣辦，下次來滬不管誰約你，唱完之後到我這兒來，補足欠下的日子。餘自然同意。後來餘叔巖得了腎病，身體虛弱，不憚遠行做營業性演出，只能應付個別堂會。若南來上海唱了“杜祠”堂會，不補足共舞臺的演出，就會失信於人。所以餘不能南來，是身體條件不允許的原因。對此杜從不對外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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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藝海沉浮（7）

馬連良在與陳慧璉結婚後，一直想把陳慧璉以前的兩個孩子帶回北京。他們和外公一起在上海生活，由於戰亂，多次遷居，馬連良夫婦尋找了多時都沒有下落。後將此事拜託了上海戲院界的“大能人”孫蘭亭，孫將此事又告訴了杜月笙，杜說：“一句閒話。”沒過多久人就找到了。這兩個孩子就是馬連良的四子馬崇政和次女馬靜敏。抗戰爆發後，杜又幫忙馬連良把兒子轉移到大後方重慶去讀書。

說起杜月笙對京劇的偏愛，不能不提1931年的“杜祠”和1947年的“杜壽”這兩次南北名伶大匯演。特別是此次六十大壽的堂會演出，有“謀士”建議改為賑濟兩廣、四川、蘇北等地水災的義演，將全部收入作為救災之用。另外，把壽禮收入辦一個月笙圖書館和編印上海市通志，在編印通志時，把他過去的一些活動都寫進去。杜對這件事極感興趣。雖然有為其個人歌功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