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利用自己的批判意識來認識乃至批判家庭和社會中人的冷漠、虛偽和庸俗。可以說，在社會和外界遺棄了太宰治的同時，太宰治也拒絕了偽善、鄙俗的外界社會，從而使他的內心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隔膜和分裂越演越烈，發展成為一種尖銳的對抗性。因而，他對世間的認識永遠是靜止的，甚至不乏極端的成分，並依靠這種極端而成就了一種絕不妥協的純粹性。他蜷縮在自己獨自的世界裡形成了一個封閉性的自我，再加上物質條件的優厚使他得以在一個遠離了實用性和人生操勞的超現實的境地中，在浪漫的主觀世界裡，編織自己至善至美的理想花環，並以此為基點去認識現實和批判現實。而這種脫離了實際生活的批判意識因為處在醜惡的現實之外，使他能夠在剖析實際生活時變得更加犀利更加純粹的同時，也很容易變成一種不結果實的花朵，一種必然敗北的鬥爭。

而當太宰治的極度榮譽感和強烈的批評意識從外界轉向自我時，追求至善至美的性格又使他無法肯定自我的價值，從而對自我進行了毫不留情、甚至是苛刻的反省，迫使他揹負了在常人看來大可不必的自卑意識和自我欠缺感。作為大地主的第六個兒子，太宰治有一種“家庭的多餘人意識”，以後隨著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在與平民百姓的接觸中發展成了一種“社會的多餘人意識”。於是，他陷入了一種現實的批評者和理想的追求者之間的深刻矛盾中，以至於不得不在早期作品《往事》的題首錄下了魏爾倫的詩句：“上帝選民的恍惚與不安俱存於吾身。”

在這種極度的苦惱、自我意識的分裂中怎樣解決現實與理想之間的矛盾呢？“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寂寞的排洩口，那就是創作。在這裡有許多我的同類，大家都和我一樣感到一種莫名的戰慄。做一個作家吧，做一個作家吧。”（《往事》）於是，太宰治在一個遠離了現實的地方，在一個獨自的世界裡——文學中找到了孤獨和不安的排洩口，使主觀理想與客觀現實在一個架空的世界裡——創作的天地中，依靠觀念和冥想得到了暫時的統一。

除了在文學中尋求矛盾的暫時緩和以外，在實際生活中太宰治被迫走上了一條自我破壞的道路。對市民社會的虛偽性和陳規陋習深惡痛絕的他棄絕了那些世俗的追求自我價值的道路，而是透過確認自己的自我欠缺感、甚至犧牲自己這樣一種貌似無賴的方式來達成舊的道德秩序的解體，以換取一種“廢墟的生命力”，實現一種曲折的自我肯定、自我昇華，擺脫過剩的自我意識的泥淖。而大正末年、昭和初期興起的無產階級運動恰好成了他確認自我欠缺感、進行自我破壞的突破口。

昭和初年的無產階級運動直接波及到了津島家，以榨取農民血汗致富的津島家不用說成了無產階級運動的物件，這加深了太宰治的“社會多餘人意識”，並進而發展成作為地主兒子的“民眾之敵”的意識。太宰治為此抱有一種宿命的罪惡意識，在少年期所經歷過的觀念上的敗北因為革命的到來得到了具體而實際的印證。這種階級意識上的“負的意識”壓迫著太宰治，促使他很快加入了共產主義運動，出席秘密研究會，並寫出了《學生群》、《一代地主》等帶有無產階級色彩的作品，但不久他就脫離了革命。顯然這是與他的思想性格、特別是他參加革命運動的獨特方式密不可分的。

太宰治作為絕對理想的追求者必然對相對的現實、僵化腐敗的現存道德秩序持激烈的否定態度，因而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無異於一盞明燈點燃在現實的黑暗之中。他對現實的矛盾不加妥協、一律拒絕、全面批判的態度，與共產主義運動對現實社會的猛烈批判乃至對舊秩序的顛覆，從某種意義上看，無疑有著相似的一面。因而太宰治來不及仔細研究共產主義，僅僅由於共產主義運動對現有制度的否定便產生了強烈的共鳴。“總之，與其說是運動本身的目的，倒不如說運動的外殼更符合我的口味。”（《人間失格》）毋庸置疑，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場打倒一切剝削階級的現實革命，作為大地主的兒子，太宰治所抱有的宿命的罪惡意識使他不可能作為一個革命者，而只能作為革命的物件投身其中。因此，不是成為革命家，而是破壞自己、滅亡自己，清算封建家庭的罪孽，成為民眾之友，發掘自己作為被革命者的存在價值就成了他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的獨特方式。這種獨特的方式決定了他只能稀裡糊塗地投身於革命，在自己極度受傷甚至於毀滅之後，便又脫離了革命。顯然，他參加革命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不是客觀的現實，而是自己出身的原罪意識和過剩的自我意識。換言之，他不是作為一種社會思想，而是作為一種個人倫理來參加革命的，這決定了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