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靠工資過日子。她對政治不感興趣，她從來不讚揚希特勒，當然更不懂去反對他。由於種族偏見，猶太人她是反對的，但也說不上是“積極分子”，只是隨大流而已。她在鄉下沒有關係戶，食品同我一樣短缺。在大戰中間，她丈夫餓得從一個大胖子變成一個瘦子，終於離開了人世。老兩口一生和睦相處，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們倆拌過嘴，吵過架。老頭一死，只剩下她孤零一人。兒子極少回來，屋子裡空蕩蕩的。她心裡是什麼滋味，我不知道。從表面上來看，她只能同我這一個異邦的青年相依為命了。

戰爭到了接近尾聲的時候，日子越來越難過。不但食品短缺，連燃料也無法弄到。哥廷根市政府俯順民情，決定讓居民到山上去砍伐樹木。在這裡也可以看到德國人辦事之細緻、之有條不紊、之遵守法紀。政府工作人員在茫茫的林海中劃出了一個可以砍伐的地區，把區內的樹逐一檢查，可以砍伐者畫上紅圈。砍伐沒有紅圈的樹，要受到處罰。女房東家裡沒有勞動力，我當然當仁不讓，陪她上山，砍了一天樹，運下山來，運到一個木匠家裡，用機器截成短段，然後運回家來，貯存在地下室裡，供取暖之用。由於那一個木匠態度非常壞，我看不下去，同他吵了一架。他過後到我家來，表示歉意。我覺得，這不過是小事一端，一笑置之而已。

我的女房東是一個平常人，當然不能免俗。當年德國社會中非常重視學銜，說話必須稱呼對方的頭銜。對方是教授，必須呼之為“教授先生”；對方是博士，必須呼之為“博士先生”。不這樣，就顯得有點不禮貌。女房東當然不會是例外。我透過了博士口試以後，當天晚上“彙報”時，她突然笑著問我：“我從今以後是不是要叫你‘博士先生’？”我真是大吃一驚，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我連忙說：“完全沒有必要！”她也不再堅持，仍然照舊叫我“季先生！”我稱她為“歐樸爾太太！”相安無事。

一想到我的母親般的女房東，我就回憶聯翩。在漫長的十年中，我們晨夕相處，從來沒有任何矛盾。值得回憶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了，即使回憶困難時期的情景，這回憶也仍然是甜蜜的。這些回憶一時是寫不完的，因此我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離開德國以後，在瑞士停留期間，我曾給女房東寫過幾次信。回國以後，在北平，我費了千辛萬苦，弄到了一罐美國咖啡，大喜若狂。我知道，她同許多德國人一樣，嗜咖啡若命。我連忙跑到郵局，把郵包寄走，期望它能越過千山萬水，送到老太太手中，讓她在孤苦伶仃的生活中獲得一點喜悅。我不記得收到了她的回信。到了五十年代，“海外關係”成了十分危險的東西。我再也不敢寫信給她，從此便雲天渺茫，互不相聞。正如杜甫所說的“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了。

1983年，在離開哥廷根將近四十年之後，我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鄉。我特意擠出時間，到我的故居去看了看。房子整潔如故，四十年漫長歲月的痕跡一點也看不出來。我走上三樓，我的住房門外的銅牌上已經換了名字。我也無從打聽女房東的下落，她恐怕早已離開了人世，同她丈夫一起，靜臥在公墓的一個角落裡。我回首前塵，百感交集。人生本來就是這樣，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只有虔心禱祝她那在天之靈——如果有的話——永遠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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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希特勒的人們

出國前夕，清華的一位老師告誡我說，德國是法西斯專政的國家，一定要謹言慎行。對政治不要隨便發表意見。

這些語重心長的話，我憶念不忘。

到了德國以後，排猶高潮已經接近尾聲。老百姓絕大多數擁護希特勒，至少表面上是這樣。我看不出壓迫老百姓的情況。輿論當然是統一的，“萬眾一心”。這不一定就是鉗制的結果，老百姓有的是清清楚楚地擁護這一套，有的是糊里糊塗地擁護這一套，總之是擁護的。我上面曾經說到，我認識一個德國女孩子，她甚至想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這話恐怕是出自內心的。但是不見得人人都是如此。至於德國人心裡究竟是怎麼想的，我這局外人就無從說起了。

希特勒的內政外交，我們可以存而不論；但是他那一套誣衊中國人的理論，我們卻不應該置之不理。他說，世界上只有他們所謂的“北方人”是文明的創造者，而中國人等則是文明的破壞者。這種胡說八道的謬論，引起了中國留學生的極大的憤怒。但是，我們是寄人籬下，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了。

在我認識的德國人中間，確實也有激烈的反對希特勒的人。不過人數極少極少，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