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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書福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他在賽後對當地媒體說：“在我眼中，原來以為足球踢來踢去的，很簡單，可介入不久讓我大吃一驚，一場球一百萬、二百萬地行賄！”

閻世鐸是澆油還是滅火？

宋、李聯手打假掃黑取得初步成果，宋衛平熱情歡迎新華社記者介入。

當新華社兩位記者楊明與方益波介入後，宋首先向兩位介紹：“截至2001年12月底，我已給幾個曾收過錢的裁判打了電話，交代兩點，一是把收了的錢退回來，二是寫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他們可以匿名，也可不用手寫。還向幾個裁判承諾：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把退錢裁判的名字告訴別人。”

宋衛平還說：“已經有一個裁判主動交來了錢和懺悔信，存放在浙江省體育局。”隨後，在陳培德的辦公室，楊明和方益波看到了打好封條的四萬塊錢，以及一封電腦列印的懺悔信。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當年很精彩地描述了風雨欲來的杭州城：

2002年1月1日，“反黑風暴”已經變成了跨年大戲。幾十名記者留在杭州，期待著能有最新的訊息。當天，陳培德先後找了宋衛平和李書福，希望他們能拿出更多向裁判送錢的證據，推動司法對黑哨事件的介入。

宋衛平回答說時機不到。

李書福更是直白地問陳培德：“材料交了，我不也得去坐牢嗎？我坐牢了，我企業的職工怎麼辦？”李書福的反問，是當時最大的難題。

俱樂部向裁判送錢，沒有任何物證。如果只憑俱樂部出具一份證明，說明曾向哪些裁判送過錢，只要對方堅決否認，不但無法構成裁判的受賄罪，反而坐實了揭黑者的行賄行為。

在商界身經百戰的兩位俱樂部老總當然不會那麼傻。

陳培德反覆勸說李書福，讓他先把材料準備好，或者馬上交出來，或者等待司法介入後就交。

李書福想了想，同意了。

陳培德撥通了方益波的手機，告訴他最新的進展。

話筒對面也傳來了好訊息。方益波和楊明正與宋衛平在一起，他們也把宋的工作做通了，要陳和李快過去和他們會合。

元旦的後半夜。介入反黑核心的幾個人達成了一致。兩個俱樂部老總交出的，會是一份什麼樣的證據，它的殺傷力會有多大呢？

2002年1月5日，足協副主席閻世鐸飛抵杭州，瞭解反黑的新程序。一到杭州，閻世鐸就把自己“藏”了起來，謝絕了一切採訪。只是在最後，開了一個只有短短十分鐘的新聞釋出會。會上，閻世鐸說：“這次收穫非常大，比預想的還要大。”說完，他和陳培德緊緊地握了一下手。

人們都在猜測，閻世鐸究竟在杭州拿到了什麼證據？第二天的媒體上，種種猜測版本不一而足。而陳培德和閻世鐸這兩位體育官員在“反黑風暴”後的第一次握手，也被媒體放大了象徵意義。

第二天，楊明拿到了這份證據。把證據交到他手上的，正是綠城隊負責給裁判送錢的中間人方信忠。“這是個老實巴交的人。”楊明這樣回憶方給他留下的印象。全部的“證據”，只是一張蓋著綠城俱樂部公章的列印紙，寫著八名裁判的名字，以及給他們送錢的日期、金額和場次。此前，楊明已經得到了吉利提供的名單，涉及四名裁判。這樣，將兩傢俱樂部交出的涉嫌“黑哨”名單累計迭加，涉嫌“黑哨”的裁判總共達到了九人。

名單共有三份：一份掌握在足協手裡，一份交給了新華社，還有一份交到了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組。球迷和媒體紛紛呼籲，希望儘快啟動司法程式，介入“黑哨事件”。很多人認為，有了這份名單，那些“黑哨”受到司法制裁，將沒有障礙。

宋衛平手裡涉嫌收黑錢的裁判名單，著實嚇壞了中國足協。

表面上，閻世鐸親赴杭州聲援打假，但足協一開始就琢磨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2002年1月23日，在足協召開新聞釋出會，足協副主席南勇說，只要主動認錯、退錢並檢查深刻的裁判，足協將不予曝光，並繼續使用……

無疑，足協把掃黑又上升到了“政治高度”，這種政治不僅考慮到足球關係到社會的安定與和諧，也關係到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他們的政治是，2002年是世界盃年，中國足球的醜聞一旦鬧大了，足協的烏紗帽將會被摘掉。當然，也說不定順著“黑哨”挖下去，會挖到隱藏在足協裡的“黑官”。

偏偏在此時，上海中遠狀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