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糧價還是工價都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建立在這種本位基礎之上的合作券價格自然也不可能穩定，勢必引起確定物價的混亂。

其次，接收物產，矛盾重重。閻錫山自噓合作券能“闢開造產途徑”，可儘量接收人民的產物。可是，閻錫山忽略了一個基本的經濟現象，是否所有產物均適合社會需要？接收的產物能否全能推銷出去？實行的結果表明，有的生產小組因原料、技術等因素，生產不出社會需要的產品；有的則盲目地生產過剩產品；有的則粗製濫造，產品質量低劣，可合作社還得全部接收。這樣一來，更加劇了經濟的混亂，一方面大量的過剩產品堆滿了合作社的倉庫，另一方面人民所需的用品日趨短缺，供需矛盾日益尖銳。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一、“克難”求存（9）

為了解決這個矛盾，閻錫山又成立了“平價購銷處”，以法幣向蔣管區採購日用品，調撥各縣合作社銷售。這雖然緩解了供需緊張的矛盾。可是，又出現了新的矛盾：用法幣採購商品，用合作券兌換商品，而回收的合作券又無法兌換為法幣，導致資金週轉困難，無法繼續採購商品。以後，只好在合作社設立“供銷部”和“購銷部”兩個門市部，前者收合作券，後者收法幣，由各縣合作社自行排程。但這樣做還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合作社唯恐供銷部把外來商品賣出去無法清理法幣債務，將來貨一律交由購銷部出售，結果供銷部依然是山貨累累。

再者，合作券常常“匯而不兌”。合作券的流通受縣界的限制，一旦出縣即不能使用。閻錫山為此曾制定了“匯兌辦法，規定各縣合作社按合作券與法幣的比率，摺合成法幣，實行匯兌。但由於各縣“券”、“幣”比率不同，物價也不同，折算相當困難，時常發生“匯而不兌”之事。

“新經濟政策”是閻錫山在抗戰期間推行的一項重要經濟措施，對於緩減戰時經濟困難起了一定的作用，比如用合作券曾收購了糧食3萬餘石。又如互助合作，實行專業化生產，在戰時特定的條件下，不失為一項應急之策。但是，閻錫山的“新經濟政策”從另一方面說，則給晉西人帶來了沉重的負擔。本來晉西經濟基礎就十分薄弱，人民生活就相當艱苦，“新經濟政策”的推行，使人民生活更為艱難。

臺灣學者稱：“新經濟的實施，是從基層做起，由家家計劃到村村計劃，使人盡其力，力無靡費，所以在抗戰中的山西，可以說無閒人，無窮人，人人皆有工作，人人皆有生活。這不僅適應了艱苦抗戰的需要，亦是一個社會性的大改進。”　這種說法實際沒有考慮到如上所述的廣大人民的生活境況，因而是失之偏頗的。

“兵農合一”

1943年，本來形勢發展是很有利的，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中國的抗日戰爭也出現了轉機。然而，偏安晉西一隅的閻錫山，卻面臨著重重困難，兵員日益不足，補給也日趨困難。就拿閻錫山所謂的正規軍第61軍、第19軍和騎兵來說，每連官兵最多者不過六七十人，少則二三十人。　糧食補給愈來愈不能接濟。由於晉西土地貧瘠，糧食產量低，加之連年征戰，農民不僅交不起軍糧，而且生活也無保障，不少人紛紛背井離鄉，尋求活路。這些現實，閻錫山也深有感觸地說：“我們今天的困難，是種地的人少，打仗的人少。”

2月間，孫楚在鄉寧給閻錫山的電報中稱：“目前農村無丁，無人種地，營盤無兵，無人打仗，部隊已到瓦解境地”。閻錫山接電後堅定地提出要實現“種地的人多，打仗的人多。”

可是，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呢？蔣介石是不可能給予解決兵源和軍糧問題的。經過反覆思考之後，閻錫山感到依靠他人不行，還是得自己設法解決，方能渡過難關。為此，他提出了“軍事第一，食糧第一，必須向食糧中心的抗戰政治的目標集中努力。”　經多次開會討論，他又想出了一套“不但中國從來沒有，就是世界各國也沒有”的“兩全之策”——“兵農合一”。

8月15日，閻錫山在克難坡召開有軍師級軍官和區（專區）、縣級負責人參加的“未刪行政會議”。會上，閻錫山正式決定試行“兵農合一”制度。他認為“兵農合一”的推行，不僅能使打仗的人多，種地的人多，而且還能把土地問題和國防問題熔一爐而解決，使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並一談而處理。

一、“克難”求存（10）

“兵農合一”的主要內容有三項：

（一）編組互助

以自然村為單位，把村中18至47歲的役齡壯丁，除去免役、緩役、禁役、停役的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