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年前的一天中午，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的幾位年輕博士在單位食堂吃飯，不經意地聊起了《西遊記》中唐僧師徒四人之間的分工與合作。一聽到《西遊記》三個字，周方銀的話匣子一下就開啟了。他對故事中人物的評論和對故事邏輯的剖析，新奇獨到、妙趣橫生、耐人尋味。我隨即建議他就研究《西遊記》的心得給大家做一次講座。講座很成功，其主要的原因在於周方銀讓大家知道了這部家喻戶曉的著作竟然可以那樣來讀，並且可以讀出如此之多的新內容來。

講座結束後，我鼓勵他把所講的東西整理擴充一下，寫成一部書出版。全書成稿後，周方銀便請我寫一篇序言。最初我對作序一事頗為躊躇。坦白地講，《西遊記》我看得很粗，主要目的是想找些素材或樣本，以便檢驗某些制度經濟學命題。我翻閱《西遊記》在於尋找或發現一些可以拿來使用的隱喻。

與我那種帶有目的性的閱讀迥然不同，周方銀之讀《西遊記》，更多的是興趣使然。他寫該書，大多屬於有感而發，所求一吐為快。這自然又讓我想起了金聖嘆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講的話：“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雖說《史記》被列入“六大才子書”，但金聖嘆並不大欣賞司馬遷的心胸，且不無揶揄地說：“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於《遊俠》、《貨殖傳》特地著精神。”而施耐庵的心胸則受到金聖嘆的極力推崇，其寫《水滸》只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閒，不免伸紙弄筆，尋個題目，寫出自家錦心繡口，故其是非皆不謬於聖人。”我在此引述金聖嘆讚美施耐庵的文字，沒有把該書與《水滸》等量齊觀之心，也全無讓周方銀同施耐庵並駕齊驅之意，而是覺得在直抒胸臆這一點上，他們之間有著共同的亮點。在當今“功利主義”閱讀和寫作愈演愈烈的潮流中，多些“無目的”的閱讀和“分享心得”式的寫作，蠻好的，至少可以發揮某種中和或平衡的功效。

儘管眾人對《西遊記》褒貶不一，但作為中國的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之一，吳承恩講述的故事，從古至今，在華夏大地上男女老幼皆耳熟能詳。同時，雖然沒有像《紅樓夢》那樣成為一門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紅學”，但“西學”研究者仍為數不少，而且古今眾多名家大師都或多或少地品評過它。這些現實無不增添了“品讀西遊”時推陳出新的難度。

序言序周方銀遠非“西學家”，只是個“骨灰級”票友。也許，在某些職業“西學”研究者眼中，他大致屬於“無南威之容而論淑媛，無龍淵之利而議斷割”之人。而我儘管對《西遊記》專業研究只知道些皮毛而不敢妄加評論，但在讀了本書之後，我佩服作者以業餘研究者身份闖入《西遊記》研究領域的勇氣，欣賞他審視經典的獨特眼光和字裡行間不時流露出來的幽默感，思索他在前人開採已久幾近枯竭之礦內發現的人生智慧與管理謀略，玩味他讀出來的具有邏輯一致性的宏大故事。這又讓我回憶起了陳寅恪闡述過的一個想法：談論別人沒有讀過的書來顯示博大精深算不得本事，評判人人均可品頭論足之作才展現英雄本色。

在《西遊記原旨序》中，“西學家”劉一明寫道，讀《西遊記》者如果能夠有所領悟，則“在儒即可成聖，在釋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據我所知，周方銀儒釋道“三不在”，自然談不上成聖成佛成仙。要“悟”就必須有所依託，也就是有“所在”。周方銀在本書中的“所在”有三：一曰“俗”（或曰“從世俗的眼光出發”）；二曰“理”（或曰“邏輯的一致性”）；三曰“全”（或曰“完整的宏大敘事”）。憑藉對“所在”之“悟”，他想要“成”的是一家之言。至於能否“悟”有所得，最終時間會給出判定。

張宇燕

2008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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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西遊記》是我國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相對而言，在這四大名著中，人們對《西遊記》的研究遠遜於其他幾部。不少人甚至認為，《西遊記》硬傷太多，根本不配列入四大名著之列。他們列舉的這些硬傷主要包括：第一，思想愚昧，宣揚宿命論；第二，取經路上的情節過於雷同；第三，情節中自相矛盾之處較多，諸如孫悟空的本領前後有較大的差異，八戒的本領也有較大差異，有時甚至一群小妖也能捉住他，等等。

對這樣的觀點，我自然無法同意。關於第一點，《西遊記》遠不是宣揚宿命論那麼膚淺。所謂九九八十一難，以及其他一些“一飲一啄，莫非定數”，這些事情並不像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