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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要投資於國家,可以考慮投資印尼。

要做空,索斯比拍賣行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邁克爾·斯坦哈特所管理的資金20年來收益率之高,在整個投資史上也是鳳毛麟角的。如果你在1967年7月斯坦哈特管理的對沖基金—斯坦哈特合夥公司(Steinhardt Partners)成立伊始就投入10 000美元,那麼20年後你就可以擁有100萬美元。要是以年複利率計算,在扣除他的佣金後,投資的年複利回報率高達27%。他為什麼能取得這樣的成功?

答案之一是斯坦哈特每年付給華爾街經紀人的交易佣金就高達3 500萬美元。這麼多錢可以買到大量華爾街的研究報告:長達100頁的公司分析、經濟前景展望、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分析。事實上,斯坦哈特本人就曾經做過此類工作—他曾經是《金融世界》(Financial World)的記者,並做過洛布-羅茲合夥公司(Loeb Rhoades)的分析師。

不過,斯坦哈特所感興趣的不是華爾街的深度研究報告。在大多數投資者的桌子上,你都能看到成堆的公司年報和來自經紀人公司的分析報告。但是,如果你走進斯坦哈特的辦公室,你會發現這裡幾乎看不到一張紙片。那麼,斯坦哈特每年花這麼多錢都買什麼了?答案是斯坦哈特花那麼多錢不是為了得到一些“預言”—當年他自己在“出貨”時也曾故意製造過類似的“預言”;他花這筆錢是希望使每筆鉅額交易都對別的投資者保持一點點優勢。

另一方面,單單這些收益數字還不能完全解釋斯坦哈特的巨大成功。斯坦哈特主要是靠壓注“方向性運動”獲得投資回報的。正如他所說:“我們進入債券市場是因為我們預計利率會朝著某個方向運動—我首先看的是市場大勢,然後按照我對市場的總體觀點選擇股票組成投資組合。這與那種不顧市場大勢,一開始就致力於尋找潛力股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

斯坦哈特可以被稱做策略型交易者。首先,他形成一種大的和總體的概念—普通投資者在讀報的時候也都會形成這種概念:日元將對美元升值、通貨膨脹將惡化、石油股反彈的時機已經到了。有了一個總的概念性框架,斯坦哈特著手尋找個股。由於付了那些佣金,他會不斷接到華爾街打過來的電話,向他提供一些可能有利可圖的交易的訊息。“我們將調低對通用電氣下個季度的盈利預期!”,“花旗將調高巴西的信用等級!”,華爾街的一些公司影響力非常大,他們的看法往往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市場走勢。當這些公司的主要分析師有新的想法時,斯坦哈特希望自己能接到“第一個電話”(first call)。這倒不是因為這些分析師的觀點一定對,但是隻要那些在斯坦哈特之後接到這些分析師電話的人認為是對的就足夠了。因此,如果明天報紙上說某位大師相信德州儀器公司前景將轉好,而你發現這隻股票已經在漲了,不必感到奇怪:斯坦哈特(或另一些斯坦哈特們)或許早已得到了訊息。 。。

特別的建議(2)

從經紀人角度看,同斯坦哈特打交道的一個好處是,如果他信任你,他會立即下單,而不會將這個訊息帶到委員會討論或擱置起來慢慢考慮。從一個緊急電話中,你能得到一個10萬股的買單。你一定會對此10萬倍的重視!如果這位經紀人還有可能將自己急於出手的股票的一大部分頭寸轉讓給斯坦哈特……當然,前提是斯坦哈特對這隻股票感興趣,而且價格上要做些讓步。作為回報,如果斯登哈德得到訊息某一股票可能下跌時,他可能會幫某位經紀人一把,讓其得以在訊息傳開前脫身。

對於斯坦哈特這樣一個短線投機者來說,當下正在發生或近期將要發生的事情才是現實。長期內發生的事情,那些著眼於長期的華爾街研究報告,都是將來的事—虛幻世界。作為一個交易者,斯坦哈特覺得,一次又一次地賺取一些小的收益—10個百分點、5個百分點、15個百分點—比持有股票等著遙不可及的事情發生(在斯坦哈特看來,這種事情也許永遠不會發生),要強得多。例如,1983年,他以117美元的價格買了80萬股IBM的股票。這隻股票緩慢上漲,漲了15點。大多數股民會在報紙上注意到這種漲勢,但又不甘於就此平倉,於是不會採取任何行動。接著,這隻股票又跌回到了120美元,吞掉了大部分漲幅。噢,太可惜了!而不同的是,斯坦哈特是用借來的1億美元以每股117美元買入,在接近132美元的價位賣出,淨賺了1 000多萬美元!然後,在股價達到頂點時,他又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