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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覺得我寫的人物有什麼特別或是反傳統的。這輩子我一直認識這樣的人。事實是，我就是這樣的人之一，迷惑的，酩酊大醉的。我就是從這些人中來的，很多年來，我和他們並肩工作。所以我從沒想過要寫一個關於學院生活的小說，或是關於老師，關於學生的故事。讓我留下不可磨滅印象的事物，是那些我在身邊的生活裡目睹的事，是我在自己生活中目睹的事。那些生活裡，當有人敲他們的門，白天或是晚上，或是電話鈴響了，他們真的會驚慌失措。他們不知道怎麼弄到付房租的錢，也不知道冰箱壞了怎麼辦。有個評論家批評我寫的《保鮮》，說，‘好，冰箱壞了──那怎麼不叫維修人員來給修好呢？’這是一種無知的評語。要請人修最少要花六十美金。可能這個評論家沒有注意這點，但有人是花不起錢請人來修冰箱的，就像有人不去看醫生，因為自己沒有醫療保險，他們牙齒壞掉了，因為沒錢去看牙醫。集中關注這些人，我不覺得自己和別的作家真的有什麼不一樣，一百年前，契訶夫就開始寫這類被生活淹沒了的人了。短篇小說作家一直是這樣做的。”　。。

藍領失望的紀錄──卡佛自話（2）

“在《新規範》　上有人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罵我，說我描繪的美國不是個快樂的美國，說我寫的人物不是真實的美國人，說真正的美國人更高興些，並能在生命中得到更多的滿足，說我只是集中展現事物的陰暗面。他們說我對於勞動人民一無所知，說可能我這輩子根本就沒有幹過任何藍領工作。這樣說，很搞笑。”

“工人階級，或說是中低下產階級。後來變成已經不再是‘中低下’級了，而成了美國生活裡最絕望也最龐大的下層土壤。這些人無法完成他們經濟、道德的義務和職責。就在他們中間，我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

“所有我的小說都與我自己的生活有關。寫作是一個建立聯絡的過程。這一句話，那一個字的。我不會寫一個關於我鄰居阿特先生的故事，但我可能會寫一個小說，裡面的角色就像阿特一樣，在門廊上徘徊著唸叨，‘我要春季大掃除了。’”

“在任何情況下，我都無法設想自己，以一種嘲諷貶低的姿態對待普通日常生活的題材，或所謂的‘俗事兒’。我認為在我們過的生活和我們寫的生活之間，不應該有任何柵欄。對於那些不好意思寫剃頭、拖鞋、菸灰缸、玉米粥這類事物的人，我替他們感到羞恥。”

“要是我寫的小說，讀者能在某種程度上和自己聯絡在一起，被它感動，並讓自己想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就高興。我還能再奢求什麼？我們都要被提醒，自己是個人，這是很重要的。”

“在我的小說中，人物之間往往沒什麼愛情或是別的某種聯絡。不過，《大教堂》是個例外。寫那篇小說的時候，我知道它與我以前寫的任何一篇都不同。這可能也反映了我自己生活的變化。寫《大教堂》的時候，我在一種衝動中感到：‘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寫作，就是這些。’寫那篇故事對我自來說也是一個展開自我的過程。”

“寫完《當我們談論愛情的時候，我們到底在談論什麼》之後，我有將近六到八個月的時間什麼東西都沒寫。那之後，我寫的第一篇小說是《大教堂》。在1982年到1983年之間，我陸陸續續寫了十二篇短篇小說，最後寫的是《發燒》。這些小說都收在短篇小說集《大教堂》中。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說《請你能安靜些，好嗎？》花了我十五年的時間，但《大教堂》前前後後只用了十五個月。在這期間，我自己的生活狀態變了很多，顯然生活中的變化帶動了我寫作的改變。《大教堂》中的小說，與我過去的小說相比，都更加豐滿一些，文字變得更慷慨，可能也更積極了一些。”

“相比起人物正在想什麼，我更感興趣的是他們正在做什麼，他們正在對對方說些什麼，什麼是他們沒有說出口的，什麼是他們正在談論但卻沒有去做的，什麼是他們正在做而沒有到處宣揚的。說到底，人物的行為似乎比他們做那些事的原因更讓我感興趣。”

“我在自己寫字檯旁邊的牆上貼著一張三成五的卡片。上面寫著龐德的一句話：‘陳述的基本準確性是寫作的唯一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