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愛著這個為他們的個人抱負提供了良好競技場的國家，作為報答，他們做了一切能夠做的事情，拉斯克將全副身心投入對紐約股票交易所的拯救，佩羅則將自己的大筆財富投入同一事業，還曾以一架波音707飛機作為他的羅西南多①　四處奔波，像一個現代的堂吉訶德，徒勞地試圖營救困在北越南的美國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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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沸騰的歲月（2）

時尚和方式在變，但致富的渴望不變。最大的金錢追逐者們的風格和動機則如最大的情種，他們的套路一樣微妙地反映了所有這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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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或者說小投資者，這些華爾街的“消費者”又如何呢？他們在20世紀60年代遭到和20年代一樣無情而有計劃的詐騙了嗎？聯合企業和績效基金像過去的合夥投資公司和投資信託公司一樣冷酷地對待他們了嗎？還是如同騙局的受害者一樣，他們應該把主要責任歸在自己身上？

首先，幾乎沒有疑問的是，他們是20世紀60年代股市的大輸家。不幸正巧於1970年7月股市跌入谷底的時候，紐約股票交易所公佈了最新全國股民調查結果。我們已經看到，總股民人數達到3　100萬，每四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是股民。這意味著股民人數自1965年以來上升了，那時的股民人數剛剛超過2　000萬。因此，毫無疑問的是，近1　100萬人是在道瓊斯指數接近1　000點的1965年和大約650點的1970年年中之間首次進入股市。1969~1970年股市崩盤中總共3　000億美元的賬面損失中，到底有多少是由這1　100萬新投資者承擔無法計算，但可以肯定，1970年7月紐約股票交易所公佈人民資本主義重新到來的最新證據時，人民資本主義已經使至少1　000萬美國投資者，或者美國全體投資者的1/3，比原來更加貧窮，而且貧窮了數十億美元。

20世紀60年代，或者為了購買第三輛車，或者為了去加勒比旅行，或者為了支付私立學校的學費，或者只是為了應付通貨膨脹，曾經投資於凌·特姆科·沃特、里斯科、梅茨基金或全國學生營銷公司的人們，相對於1929年同樣進行危險的孤注一擲，投資於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雪蘭多或阿里範尼的不幸者來說，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多虧了證券法案和證券交易委員會，20世紀60年代的投資者在技術上受到聯邦法律完全資訊披露要求的保護，可以免受公司欺詐的傷害。當然，關鍵字眼是“在技術上”。如果投資者完全懂得合併會計的深奧含義，他或許不會投資於凌·特姆科·沃特或里斯科；如果他抓住了基金投資組合中存信股票增值的奧秘，他大概不會投資於梅茨基金；如果他閱讀並且讀懂了全國學生營銷公司1969年年報的腳註，他幾乎一定不會把積蓄交給這家公司。那麼，問題是，業餘投資者到底有沒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只有有限的時間和精力放在股市的進進出出上，而且擁有這樣的理解力。他沒有權利依賴他的經紀商和共同基金經理的投資技巧和人格嗎，尤其當他們的判斷力如此頻繁地受到最權威的投資機構、全國性銀行、大基金和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和基金會的肯定時？簡而言之，相對於專業人士來說，股票投資遊戲的規則對業餘投資者是公平的嗎？

實際上，不是。當美國最精明的企業金融家和他們的會計師在法律範圍內不斷尋找新的欺騙方法時不是；當本應冷靜的基金經理在追求迅速業績的祭壇前成為瘋狂信徒時不是；當經紀商對客戶利益的承諾不斷遭到私人利益或佣金壓力的削弱時不是；當代表投資業風度的領導者們像業餘人士一樣貪婪而魯莽地投機時不是。完全資訊披露在20世紀60年代的股票市場上總的來說是一次失敗，只給了小投資者虛有其表的保護。而這一失敗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到底什麼程度的披露能夠成功保護投資者。規則可以加強，正如這10年以及今後會出現的規則一樣。但就像白天過後一定是晚上，華爾街詭計多端的人以及他們的金融進貢者將永遠忙於以新的詭計玩弄新的規則，我們完全沒有理由懷疑，那些受人尊敬的機構在下一次快錢風潮盛行的時候將再次上演騙術。正如拉斯克1972年所說：“我能感覺到它的到來，不論有沒有證券交易委員會，一輪新的災難性投機將到來，所有我們熟悉的情景將依次上演—藍籌股的繁榮，接著是對次級股票的追捧，接著是場外交易的火爆，接著是新股發行的又一個垃圾市場，最後是不可避免的崩盤。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來，但我能感覺到，而且，該死的，我不知道該做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