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建議謹慎從事,或者至少等當天股市收盤後再辭職,以防止再次出現對布魯斯公司股票的恐慌。就在緊張而壓抑的討論當中,路寶來公司向吉爾伯特傳來訊息,說該公司撤回向他購買大筆賽璐特克斯公司股票的意向。
這是對吉爾伯特致命的一擊。午飯時會議中斷,他沒有同其他董事一起用餐,而是回家收拾了一個手提箱,到他的銀行保險箱取了8 000美元現金,訂了晚上7點30分飛往巴西的機票。既然他最後的合法出路被堵死了,他決定開始真正的流亡。巴西當時已經成為走入歧途的美國金融家們的長期避難所。已經來到這裡浪費時間、吹噓過去、玩紙牌和做點力所能及的小買賣的有:出身富貴的公司竊賊洛厄爾·比勒爾;來自得克薩斯州的大盜竊犯本傑克·凱奇(BenJack Cage);出身貧寒、專門販賣虛發銀行股的年輕股票經紀人厄爾·貝爾(Earle Belle)。吉爾伯特肯定不願意與這些滑稽透頂的無恥之徒混在一起,後來他一直驕傲於一點,那就是他與他們完全沒有共同之處。但事實是,在1962年6月12日,他還是與他們所有人有一個共同點—讓人們認識到,迫切需要與巴西這樣與美國沒有有效引渡協議的國家建立司法關係。
下午2點30分,布魯斯公司董事會議重新開始的時候,吉爾伯特又回來了,冷靜而自信。他現在需要做的是說服董事會推遲公開宣佈他的辭職,以及其中不光彩的原因,直到他離開美國。只要推遲到7點半!他乞求。為什麼是這個時間呢?他解釋說他正好需要5個小時聯絡最後一位可能的放款人。經過另一輪冗長而激烈的爭論後,董事會同意了,吉爾伯特又鬆了一口氣。當然,可能的放款人是虛構的。他大約5點30分離開他在布魯斯公司的辦公室,假裝去見作為他最後希望的放款人,並說將在7點左右帶著最後訊息回來。在其他董事緊張地等待時,吉爾伯特僱了一輛豪華轎車,接上他的父母,他們陪他到了艾德威爾德機場。哈里·吉爾伯特說,在車裡,埃迪“歇斯底里地發瘋”。但到達機場後,他冷靜地支付了機票錢,毫不引人注意地登上了飛往裡約熱內盧的班機。飛機因為某種原因推遲起飛,讓他最後害怕了一次,但8點剛過就起飛了。
在布魯斯公司的辦公室裡,董事們越來越擔心。8點15分,他們給證券交易委員會打電話,報告他們瞭解的一切情況。已經太晚了。8點30分,埃迪·吉爾伯特的飛機到達飛行高度向南飛去,哈里·吉爾伯特給布魯斯公司的董事打電話,遺憾地告訴他們,他的兒子不會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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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巴西生活得相對平靜,只在里約熱內盧的科巴卡巴納區找了一個相對舒適的公寓,經常不刮鬍子,避免去夜總會和賭場,有時寫寫信,做點當地生意,還學習葡萄牙語鍛鍊語言技能。(他沒有為自己配備有司機的卡迪拉克。)永遠愛他的父母時不時給他寄錢。“我無法面對別人。”他對去他那裡拜訪他的《紐約時報》的羅森特說。他還堅定地說:“我會用整個餘生償還一切。”同時,人們有時聽到他把他的徹底失敗歸罪於除他之外的任何人和所有人:拉扎德、勒布、羅茲、賽璐特克斯公司的柯林斯、言而無信的朋友以及肯尼迪總統。他對一個國內來的拜訪者抱怨說:“我只是一個普通人。他們叫我天才,但我不是。如果不是他們告發我,一切本來都可以避免。”
這就是他的邏輯,也是那些繼續忠誠於他的朋友的邏輯:如果不是他的債權人不合時宜的不耐煩,以及股市5月的崩盤,吉爾伯特就能夠把賽璐特克斯公司收入囊中,在被揭發之前償還從布魯斯公司借的錢,併成為英雄。現在回頭看,這是一個與現實完全不符的邏輯。實際上,後來人們發現,他的債務超過資產大約1 400萬~1 500萬美元。不論是最寬大的債權人,還是最風調雨順的股票市場,大概都不能永遠保證他不因過度的野心遭受懲罰。可以肯定的是,5月的崩盤只是加劇了他的陷落。
同時,在國內正進行著毫無意外的揭發和毫無體面的爭吵,竟然成就了一種虛假的體面,與孤獨地流落在外、把時間花在葡萄牙語語法上的吉爾伯特形成強烈反差。6月底,布魯斯公司謀求並獲得了法院的禁令,以防止吉爾伯特夫人私自處置他們夫婦二人擁有的傢俱和藝術收藏品:尤其是布歇(Boucher)① 的《維納斯梳妝》(La Toilette de Venus)和《丘位元與普續克》(Psyche and Cupid),它們在禁令申請中價值萬美元;莫奈(Monet)的《花》(Flowers),價值萬美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