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腦袋。”我說。在床上的等待比扎破血管要疼痛難忍得多。最開始的幾天，看著父母每天下午離去的背影總會有些傷感，後面的日子對於這些我也已經麻木：總會有第二天。思緒、情感、語言都被不留情的藥物分解成了一個個沒有意義的漢字和單詞。每天晚上的兩片餅乾和一聽酸奶就是一天最大的甜頭。

最痛苦的時候莫過於病房裡的人出院，而那人卻不是我的時候。病房八個人，我是最後出院的，甚至有兩個比我晚來的都趕在我前面出院了。每當有人出院，我便會陷入一個自我安慰和絕望的無限迴圈中：出院的那一天終究會到來，但視線以外的任何一個日子都和世界大末日一樣遙遠。好像只有病房三尺窗戶外面的那棵孤零零的松樹在一直伴隨著我。

三月的一天上午，北京下著綿綿春雨，我被父母接出醫院。出院時，父親對我說：“只要你身體好，我對你沒有任何其他要求。”回到家，躺在自己的床上，看著窗外的西山。這一個多月來自己強迫症般不斷夢想的場景最終實現了。可那幻想裡的激動的感覺卻一無所有。靜下心想一想，現在和醫院裡的生活有什麼區別？每天依然躺在床上，早中晚三頓飯。出院後我不斷總結這次住院的“收穫”：我學會珍惜時間了？意識到生命的脆弱了？體驗生活了？

如果當初看了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也許我會從這次經歷中收穫些東西，但事實上除了十公斤板油，我什麼收穫都沒有，因為整個過程中，我始終是Red，沒有成為Andy。如果你看過這個電影，你就會明白我說什麼。

四月，非典開始爆發，我趕上了非典前的末班機，第一時間離開了北京。

回到紐西蘭，家庭醫生梁大夫安排我到奧克蘭醫院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檢查。結果令人震撼：完全健康，沒有任何得過心肌炎的跡象。

兩所醫院，診斷結果全然不同。我到底因什麼住院？至今也無從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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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King’s　College（1）

來到King’sCollege和絕大多數按地域分配生源的公立中學不同，若想進入以King’s　College為代表的私立中學就讀，在入學前需要經歷激烈的競爭和選拔。King’s以其悠久的歷史、充足的教學資金、一流的設施以及高水平的教學質量著稱，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優秀學生。每年無論體育、學科競賽或大型社會活動中常常能看到King’s學生的名字。

入學申請King’s　College的入學申請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包括提供兩封推薦信、面試和分班考試三部分。

其中推薦信這個環節是國外獨有的。紐西蘭對推薦信要求很嚴格，全部由老師親自撰寫後直接傳送給學校，大部分學生永遠看不到老師寫的內容。為了申請到King’s，我的父母特意找了Waikowhai的校長，請校長為我寫推薦信。經常走動於學生之間，他對很多學生都有一手的瞭解，於是爽快地答應了。另一封推薦信出自Aileen，因為我們認識的時間最長，而她不僅僅幫助我提高英語水平，更對我的成長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男校我想，在大多數人眼裡，King’s　College最大的特點在於它是一所男校。男校有著男校的優勢，十三至十八歲正是青少年容易受異性干擾的年齡，在一個相對單一的環境裡，外加適當的指引，可以幫助青少年更好地為自己的人生打下一個堅實的學術基礎，設立一個長遠、有意義的人生目標，並學會在一個同性互斥的激烈競爭環境中生存，King’s　College111年的成功經驗也證明了這種教育模式是可行的。但在學習之餘，學校需要為學生們提供豐富的體育、文藝和社會活動以充實課外生活。

男校也有著男校的缺點，恰好是其優點的對立面。有一個小故事，是我的同學Ashton的經歷：“昨天放學乘火車（就像北京的軌道交通一樣，沿途的學生每天乘火車上下學）回家，在我準備下車的那一站，上來了一名穿著Auckland　Grammar（奧克蘭最好的公立學校）校服的美女，我立刻掉頭回到車上，跟她一直聊了十站地，要到手機號碼後我又沿著相反方向坐了半個小時的火車回家。”這就是陽性學校，缺乏陰性的影響。這種情況出現在一個十三歲小孩身上也許沒什麼，但如果一名高年級畢業班的學生，為了尋找畢業舞會上的舞伴，而在地鐵上和陌生的女生搭訕，顯得實在太可悲了。於是，學校在1966年，開始招收高四和高五年級的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