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於布里格姆·揚大學和斯坦福醫科學院。他加入海軍是因為他不願整天蹲在沃薩奇山腳的辦公室裡，而想多看看世界。今天他已如願以償。不過，他還一直避而不幹任何跡近外交職責之事。自他當上了貝塞斯達海軍醫療中心內科主任後，他知道沒法逃避這種事情了。他是幾小時前剛飛抵諾福克來處理這樁事件的。俄國人驅車到來，他們可是不慌不忙。

“早上好，先生們。我是泰特醫生。”他同他們一一握手，帶他們進來的上尉走回電梯。

“伊萬諾夫醫生。”最矮的那個人說。“我是大使館的大夫。”

“斯米爾諾夫上校。”泰特知道他是助理海軍武官，是個職業情報官員。在直升機上，五角大樓的一位情報官員已向他介紹了情況。這位情報官員此刻正在醫院的軍營食品店喝咖啡呢。

“醫生，我是瓦西列·佩奇金，大使館二等秘書。”此人是個克格勃的高階官員，披著外交宮外衣的“合法”間諜，“可以看看我們的那個人嗎？”

“當然。請隨我來。”泰特領他們走下走廊。他已連續幹了20小時。作為貝塞斯達的業務主任，這是他的業務範圍。他得適應各種艱苦的情況，首先，作為醫生，得學會怎樣不睡覺。

這整個一層樓都是為重病號設計的，在建造諾福克海軍醫療中心時就想到了戰爭傷亡的問題。三號病號特級護理組是間25平方英尺的房子，只在走廊這面的牆上開了窗子，窗簾都已開啟。一共有四張床，只有一張床上有人。躺在裡邊的這個年輕人幾乎被全部裹住。氧氣面具罩在臉上，看到的只是厚厚的一頭麥黃色亂髮，身體其他部分完全被包著。床旁是一個靜脈注射架，兩瓶流液合成一管一直通到被單下。一個護士象泰特一樣，穿著外科綠色工作服，站在床腳頭。她的碧藍色眼睛盯著病人頭上的心電圖描記器讀數，不時低下頭來在病歷圖表上作記號。離病床較遠處有一架機器，幹什麼用的一下子還看不出來。病人已失去知覺。

“他的情況？”伊萬諾夫問。

“很危急，”泰特回答。“他能活著到這裡簡直是個奇蹟。他在水中至少呆了12個小時，可能更長，也許有20個小時。他當時只穿了件橡皮的海上救生服，周圍是那樣的氣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