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交樓、馨芳園、西園、綺雲樂心園、南北清芳堂、登樓萬里春、寄園等，都是資本雄厚、裝置考究、服務周到的上等煙館。這些大煙館，都佈置得富麗堂皇，煙榻是雕花的大床，還有紅木大床的，有桌子椅子，供煙客坐著聊天，並備有點心、茶果（有些煙果則免費提供）。煙具更是考究，煙燈煙扦和一切小零件都是用上等白銅製成，少數還有銀製的；煙槍更是精製而名貴的，甚至有象牙製成的。有些煙館有獨到的熬膏技術，煙膏質量高，深受吸食者歡迎。上海煙土商李隆吉開設七家煙館，其制膏水平高，以至於他本人獲得了“菸灰金寶”的綽號。

規模較小的煙館，則設施相當簡陋，僅有幾隻木榻，備有簡陋的煙燈、煙槍，供貧窮的菸民過癮，其他則別無講究了。

對於大小煙館，租界當局並不加以禁止。在法租界，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三個海上聞人，勾結租界當局，實行煙土公賣，允許煙館以公開或半公開的形式經營，但必須納捐。規定，不論煙館大小，都以煙槍的多少來交稅，每支菸槍每天5元。如果一個煙館有5支槍，那麼每天必須交25元。由於法租界煙館眾多，煙槍更多達數萬支，每天的收入相當可觀了。為了更好地收取煙槍稅，黃、杜、張又聯合成立了槍捐公司，由杜月笙主其事，黃金榮負責與租界當局打交道，張嘯林負責聯絡浙江軍閥，處理與其他流氓組織的關係。槍捐公司成立後，仍執行上述槍捐政策，只按槍納捐，對於煙膏銷售多少概不過問。煙槍捐收入，除了法國巡捕房支取一部分外，其餘併入煙土利潤中，按煙土利潤的分配辦法，即大三股、中六股、小三股的方式分配。這種煙槍捐，大致從1923年起徵收，到1927年北伐軍攻佔上海時止，歷時三年多。黃、杜、張，在這三年中賺取了大量錢財。

此外，上海還有一種花煙間。如上所述，一些煙館老闆為招徠僱客，僱傭年輕漂亮的女性侍候煙客。花煙間又邁出一步，將妓女引進了煙館，用妓女侍奉煙客過癮。上海的花煙間集中在小東門，鄭家木橋南首的蘭芳裡以及磨坊街、打狗橋等處。來此的癮君子，一箭雙鵰，滿足癮、淫二欲。當時，有文人寫詩形容說：“我愛時髦騷大姐，裝煙遞話最多情。”其實，此等煙館是最低階的煙館，煙膏質次，妓女也是久溷風塵的下等娼妓，為混口飯、混口煙而鬼混。

煙館（2）（圖）

清末民初，開展了較為嚴厲的禁菸運動，公開的煙館逐漸消失了，但其變種燕子窠卻乘機而興。燕子窠是一種低階煙館，其得名，是因為燕子喜歡銜泥土築巢穴，而癮君子們也整天土不離口，奔波於寓所與煙館之間，如燕子一般，故稱其吸菸場所為燕子窠。在1927年前後，上海燕子窠盛極一時，僅法租界中就不少於6000餘家；1928年，據中華國民拒毒會會刊《拒毒月刊》的記載，更多達8000餘家。燕子窠設施簡陋，有一至五套煙具，供癮君子過癮，其他則因陋就簡，得過且過。燕子窠因系違法私設，不時有地痞流氓前去拔槍騷擾，勒索錢財。於是有流氓組成亞利公司，專門為燕子窠的煙槍保險。其保險方法為，每枝煙槍每天收保險費一、二角，如被查獲，則由公司負責賠償。至1927年1月底，該公司被查獲，其已為一萬七千餘枝煙槍保險，賺取了大量保險費。（參見高洪興：《抗戰前的上海鴉片業》，載《近代中國煙毒寫真》）

山西。山西是生產煙土的大省，全省城鄉到處都有煙館。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山西時，推行毒化政策，煙館更是遍佈城鄉和工礦區，僅太原市就有煙館20餘家。每家煙館每年銷售大量煙膏，如“興亞樓”煙館，一年銷售1萬多兩的煙膏。

在大煙館裡，人來人往，熱鬧非凡。煙館設定一排排短床，床上放著一個高枕，一盞煙燈，吸菸者一個挨一個躺在那裡吞煙吐霧。有些煙館，還僱請年輕女子侍候，陪同煙客吸食，幾類似於上海的花煙間。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鼓勵下，太原的大煙館開業，都明目張膽地在《山西新民報》上刊登廣告。武直剛在《鴉片對山西人民的毒害》一文中列舉了六個大煙館（當地稱為土膏店）的廣告，茲抄錄二則：

會仙土膏店開幕啟事

擇於陽曆九月十九日開幕。本店開設麻市街西四十三號，房屋潔亮，寬茶闊役，招待周到。價錢格外克己，貨質保君滿意。各界惠顧，諸君盍興來乎！

會仙號主人啟

東聚興土膏店開幕啟事

本號開設太原市西肖牆街十二號。專購上等原漿，淨貨細煮。福壽煙膏，清涼芬芳，與眾不同。特設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