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訴那位正在游擊區工作的不便公開姓名的戰友——同志，我們幾年來，為雙十綱領在邊區的徹底實現盡了不少努力。在這一次會議上，我再看見雙十綱領在過去幾年間的成就的光彩，和今後將放射的更大的光彩。戰後新中國的形象，如同我最愛的作品的人物的形象一樣，在我心裡站出來，為我的一切思想感情所擁抱。

他在《晉察冀日報》社工作的時間並不長，1943年秋天，就調到華北聯合大學教育學院的高中班去教國文了。當時教育學院的院長是李常青，他曾在晉察冀北方分局宣傳部負責，孫犁自從1939年到山地以後，一直在他領導下工作，他對孫犁也很關心。孫犁覺得，這次調動可能是他的提議。

對這次調動，孫犁也比較滿意。抗戰期間，他所教的學生多半是短訓性質，只有這一次，和學生相處時間較長，感情也比較深，並在反“掃蕩”中共過患難，在以後的日子裡也得到過這些男女學生們的關懷和幫助。

高中班駐地在阜平縣的一個村莊，教員們有一個宿舍大院。因孫犁性格較為內向和孤僻，他自己在村北找了一戶人家住下，睡的是臨時搭起的門板，每天清早，到村邊小河洗漱，時值晚秋，金風習習，河水已經很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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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這時，有一位在別處工作的同志來信說，給他帶來了家庭的訊息。他往返用了六天時間去詢問的這個訊息，竟是一個非常不幸的訊息：長子夭折。這孩子叫孫普，年僅十二歲，因戰亂缺醫少藥，死於盲腸炎。從此，我們常看到作者在文章中使用的一個筆名：紀普。

孫犁經受住了這次打擊，但是，他遠在冀中的年輕的妻子，是否也能經受住這樣的打擊呢？痛悼之餘，他想起了一件往事，不免又替妻子擔心。

那是他們婚後不久的一個夏天，家中的老屋，年久失修，本已朽敗；再加下了幾場大雨，就出了事：有一天中午，他在炕上睡覺，妻子也哄著新生的普兒進入夢鄉。忽然，房梁咯吱咯吱響起來，妻子驚醒，抱起孩子就往外跑，跑到院裡才呼喚丈夫——險些把他砸在屋裡。

事後，孫犁問她：

“為什麼不先叫我？”

“我那時心裡只有孩子。”妻子笑了，抱歉而憐惜地說。孫犁自然不懷疑妻子對他的恩愛，但從此悟出一個道理：對於女人來說，母愛超出了夫妻之愛。

現在，長子已經永遠離去，她能夠經受住這一打擊嗎？他翹首東望戰雲密佈的冀中平原，在滹沱河畔那間已經翻修過的老屋裡，他彷彿聽到了妻子悲慟欲絕的尖利的哭聲。這時，他雖然已是三十歲的男子漢，也悽然心碎了。

天更涼了，村邊的小河結了一層薄冰，隨著冬天的到來，日軍對邊區開始了新的週期性的“掃蕩”。

華北聯大的師生們領到那被稱作“阜平藍”的粗布棉衣後，隨即爬山越嶺，向繁嶺縣境轉移。沒有等到喪子的傷痛稍加平復，孫犁就參加了新的反“掃蕩”行動。

山道彎彎，峰迴路轉，也不知走了多少日子，才在深山裡的一個小村莊中停了下來。孫犁的頭髮蓄得很長了，一個同伴借來老鄉一把剪刀，替他剪了剪，不料他發起燒來，脖頸以下，延及脊背上部，生了許多水痘，火燒似的，又疼又癢。是剪刀不淨還是其它原因引起的？在當時的情況下，無法確診。他認為很可能是天花，他教的高中班有個學生，叫王鑫郎，是全班長得最漂亮的，他在轉移中就得了天花，等到反“掃蕩”結束，相互見面問候時，別人簡直不敢認他了。孫犁以為，他幼年種過牛痘，可能發病輕微，這是後話。

領隊的傅大琳，是高中班的物理教員，見他病了，就派了一位康醫生，一位劉護士，還有一位姓趙的學生，陪他到一個隱蔽而安全的地方去養病。康醫生只有二十多歲，醫術雖差，人很精明，和他在一起，不曾有捱餓的時候，因為他在經辦糧草方面，很有辦法。在孫犁的記憶裡，生病受到如此隆重照顧，這還是頭一次，雖然這樣做，也是戰爭中分散人員、化整為零、以利行軍的權宜之計。

那個隱蔽而安全的地方終於找到了，就是繁峙縣境內的蒿兒梁。這個村子兀立在高山頂上，看起來還沒有駐過隊伍。初來這裡，戰爭風聲正緊，加以他們幾個人服裝整齊、男女混雜、沒有武器，又沒帶地方領導機關的介紹信，在向村幹部籌糧的時候，遇到了些麻煩。孫犁聽說後，親自到幹部那裡去了一次。他身上帶了一支左輪小手槍，包著一個軟皮套。這手槍就是前面講過的，他初到路西時一個團長送他的那支銀白色的小手槍。他一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