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轉來的。這時，侯士珍公開了他的共產黨員的身分，他在同口、馮村一帶，和孟慶山組織抗日遊擊隊，後稱河北遊擊軍。孟慶山是蠡縣人，1931年參加過寧都暴動，經過長征到達延安，“七七”事變時，他正在抗大學習，受黨中央派遣，回冀中開展敵後抗日工作②，是冀中抗戰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風雲初記》裡對他做了細緻、生動的描繪。

河北遊擊軍成立以後，孟慶山任司令員，侯士珍是政治部主任。侯士珍的信，邀請孫犁到滹沱河北岸的肅寧看看，那裡駐有抗日軍隊。孫犁於次日即整裝——那不過是穿上一件灰色棉袍——赴安平縣城，家裡不放心，令堂弟陪去。在縣城，見到縣政指導員李子壽，轉達司令部電話：讓隨楊隊長隊伍前去。這是新收編的一支隊伍，楊隊長土匪出身，隊伍也不整飭，長袍、袖手、無槍者很多，一路上散漫無章，安平距肅寧只有七十華里，孫犁騎馬，至晚才到。司令部有令：楊的隊伍暫住城外。孫犁隻身進城，至城門被崗兵用刺刀格拒，這種戰時情景，給了他一種異樣的感覺。經聯絡，先見到政治部宣傳科的劉科長，很晚才見到他的老同學侯士珍。

肅寧城內大街，燈火明亮，人行如織；抗日隊伍歌聲四起，威武雄壯；飯鋪酒館也都家家客滿，鍋勺相擊、借酒行令之聲，不絕於耳。顯然，在這個有抗日戰士駐防的縣城內，人們獲得了一種安全感；他們盡情而大方地享受著這種安全感，雖然人人都明白，一場更殘酷的戰爭已經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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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士珍同愛人帶著孩子茜茜，住在一家地主的很深的宅院裡，身邊放著上好了子彈的盒子槍。第二天，他對孫犁說：“這裡太亂，你不習慣。”他便託呂正操的閻參謀長，帶孫犁乘卡車去安國縣。那天風大，他又取來一件舊羊皮軍大衣，送給孫犁路上禦寒。到了安國，又見到閻素、陳喬、李之璉等過去的同學、同事，他們都在呂正操的政治部工作，有的還住在孫犁父親所在的店鋪裡。朋友們見面，自然很高興。不安的倒是孫犁的父親，他看見兒子披了一件軍大衣，還以為他投了八路軍呢。

隨後，孫犁同父親回到東遼城，在人心惶惶中度過了一個春節。1938年初春，人民自衛軍司令部移駐安平縣黃城一帶，那裡正是孫犁的岳家。就在這時，“李之璉，陳喬到家來訪，並作動員”①。這樣，孫犁就在這年春季正式參加了抗日工作。他仍然穿著那件灰色棉袍，頻繁地往返於東遼城和安平縣城之間，從事抗日宣傳方面的工作。

他首先在家裡編寫了《民族革命戰爭與戲劇》這本小書，由政治部作為檔案油印發行。令人感興趣的是，在多年的歷史動亂中，居然保留了一個複製本，使人們得以親睹它的“戰時風采”：

前奏。

上篇：一、民族解放戰爭與藝術武器；二、戲劇的特殊性；

三、中國勞動民眾接近的戲劇；四、我們的口號。

下篇：一、怎樣組織劇團；二、怎樣產生劇本；

三、怎樣演出。

接著，他又選編了一本題名《海燕之歌》的詩集，收中外進步詩人的作品，在安平鉛印出版。因為當時人力、物力都很匱乏，主事者還受到剛上任的冀中區黨委書記黃敬的批評，以為這並非當務之急。不過，這本有著紫紅色封面的厚厚的詩集，連同因為印刷技術問題留在封面上的一個螺絲釘頭的花紋，畢竟給抗戰的文化工作壯了行色，留下了紀念。

後來，政治部宣傳科介紹他去找路一。路一住在鄰近的侯町村，正在組織一個編輯室，很需要他這樣的人去工作。孫犁這樣記下了他和路一見面的情況：“初見面，給我的印象太嚴肅了：他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冬天的軍裝外面，套了一件那時鄉下人很少見到的風雨衣，腰繫皮帶，斜佩一把大盒子槍，加上他那黑而峻厲的面孔，頗使我望而生畏。”①在後來他和路一相處的日子裡，他們很熟很要好，他知道路是很熱情爽快的人。

在編印《海燕之歌》的同時，孫犁寫了《現實主義文學論》，發表在《紅星》雜誌（路一主編）第一期上。“這談不上是我的著作，可以說是我那些年，學習社會科學和革命文學理論的讀書筆記”②。在這之前，他在子文鎮街頭上認識了王林。王林是那時冀中地區資歷較深的作家，他生於1909年，衡水縣人，30年代在青島大學外文系讀書時任該校地下黨支部書記，還是黃敬的入黨介紹人。後逃亡上海，加入了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孫犁在《大公報》副刊上，曾經讀過他的作品。現在，王林讀到了孫犁的《現實主義文學論》，因其中引文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