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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姆斯在《真實的哈佛》中說：“（我們來到哈佛）是因為她的課程豐富多彩、不拘一格；是因為她哺育瞭如此豐富多樣的生命力的理想，並給這些理想的價值實現開闢了廣闊的天地……”中國大學什麼時候才能擁有威廉·詹姆斯的哈佛式的俱樂部精神？

重回經典

一個從來沒有讀過西方世界裡任何偉大的書的人怎能稱得上是受過教育的呢？

—赫欽斯（前芝加哥大學校長）

尋找生命的本來意義

1990年的某一天，《紐約》雜誌電影專欄作家大衛·丹比突然意識到自己成為一個只讀新聞、時事書籍以及各種雜文的人了。他對此有點氣憤，他開始懷疑他的行為是否離生命的本來意義越來越遙遠。於是，在接下來的一年裡，他回到了60年代讀書的哥倫比亞大學，重新研讀了在西方歷史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經典著作。從最早的荷馬史詩到亞里士多德，再到盧梭、尼采乃至現代的西蒙·波伏娃和伍爾芙。這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核心課程”，“它顯示了校方對於西方傳統的極度推崇，它的目的再明確不過了——不管這些18歲的學生以後幹什麼，做什麼工作，他們都不該沒有這一傳統的築防。這些書是一些最直接的涉及什麼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麼的書。他們應該成為每個人教養的一部分”。

48歲的大衛·丹比用“激動人心”來形容這一年的經歷，並把這一年的讀書心得匯成了一本《偉大的書——我與西方不朽作家的歷險記》。這個已經定型的中年男人似乎又重新找到了某種生命的意義，這種意義來源於那些偉大的傳統。他在幾千年以來，西方世界最偉大的心靈之間漫步，並試圖尋找人生最本質問題的答案。

大衛·丹比的經驗，讓我在晚間的自習教室裡坐立不安，有多少次，我覺得自己似乎被拉回到那個遙遠的年代，和那些遙遠的人進行某種神秘而深刻的溝通。甚至感覺到自己被脫得精光，赤裸裸地呈現在某些基本卻偉大的信念面前。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作為人類，我們肯定存在一種普遍的情感，它觸及我靈魂深處的某種需求。

這種需求在日益喧囂的今天非常突出。像大多數學生一樣，閱讀是我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個資訊氾濫的年代，我們總怕錯過什麼，於是不停地和那些流行的、有用的文字打交道。我希望自己的頭腦充實，可以去面對各種挑戰，可以獲得一個美好的未來。我在這種繁忙幾乎是慣性的追逐中，卻疏遠了自己的心靈。對於未來，對於自己的生活，我會覺得迷惘，或者突然在某一個時刻，對自己活著的意義產生嚴重的質疑。我想，這一切似乎與我缺乏這方面的教育有關。從小學到中學，我忙於如何成為一個大學生。而進了大學，我又在忙著應付各種課程，或者讓自己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才。我的課程裡缺乏所謂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我們的人生意義先是被強行地與空洞的目的聯絡在一起，當這種大而空的話變成一種誰都明瞭的滑稽之後，我們就變得茫然無措甚至玩世不恭。

在大學教育中，我們的靈魂是被忽視的，大學缺乏基本的人文精神。直率的何清漣曾說，高等教育已經淪為一種技術教育和工具教育，一些針對就業開展的訓練。它根本忽視了綜合教育，尤其是忽視了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意味著什麼，斯坦福大學校長有著極美妙的闡述：“人文科學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深刻的需要，它賦予社會、世界以方向、目的和意義。”

閱讀偉大的書

如何獲得我們這種最深刻的需要呢？前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斯欽是一位以此著名的教育家。這位雄心勃勃的大學校長目睹了20世紀30年代，眾多美國大學開設五花八門以適應社會需求的課程而氣憤不已。他認為教育不應該去適應瞬息萬變的社會，而是要努力尋找一種永恆的價值觀念。因此，從1929年起，他開始在芝加哥大學推行名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