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挑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實際上，在此之前，聞一多對蔣介石是抱有好感的，聞一多曾回憶說：“人們對蔣委員長的崇拜與信任，幾乎是沒有限度的。在沒有讀到史諾的《西行漫記》一類的書的時候，大家並不知道抗戰是怎樣起來的，只覺得那真是由於一個英勇堅毅的領導，對於這樣一個人，你除了欽佩，還有什麼話可說呢！”而據聞一多的學生回憶，在西安事變發生之後，聞一多非常憤怒，他甚至在課堂上怒斥：“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今天我可說話了，國家絕不允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許你們妄加傷害！”從聞一多自己的回憶和學生追敘的往事中，我們可以知道聞一多在此之前對蔣介石的態度。

聞一多紀念館內的聞一多雕像

《中國之命運》對聞一多內心最為看重的自由、民主等核心價值觀的顛覆，導致聞一多對蔣介石以及國民黨政權的極度失望，加之生活的極度貧困，聞一多再也不能埋頭於書齋，儘管他認為自己作為一個學者的最佳位置應該是書齋而不是街頭。對於此時的心理狀況，聞一多在寫給兄長的信中說：“抗戰以來，由於個人生活壓迫及一般社會政治上可恥之現象，使我恍然大悟，欲獨善其身者終不足以善其身。……古人云：‘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今之為禍於國家民族者有甚於匈奴。在此輩未肅清以前，談不到個人，亦談不到家。”出於此種心理，聞一多開始變得熱情、積極。在課堂上他熱情讚美解放區的詩歌，他帶著剖析自己的語氣讚歎解放區詩人田間的詩歌：“抗戰六年來我生活在歷史裡、古書堆裡，實在非常慚愧。但今天是鼓的時代，我現在才發現了田間，聽到了鼓的聲音，使我非常感動。”他積極參與社會政治事務，對國民黨政權進行猛烈抨擊。他甚至對當時堅持學術道路和書齋生活的生活方式都非常反感，儘管這種生活方式是他先前所堅持的。1944年7月，西南聯大舉行抗戰七週年紀念日，邀請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作演講，熊在演講中表示，中國的積弱是因為學術不昌明，師生諸人宜守住學術崗位，不應馳心外騖。聞一多本是來旁聽的，但他卻在會場中忽然站起來說：“談到學術研究，深奧的數學理論，我們許多人雖然不懂，這又哪裡值得炫耀？又哪裡值得嚇唬別人？今天在座的先生，誰不是曾經埋頭做過十年、二十年的研究的？我若是能好好的讀幾年書，那真是莫大的幸福！但是，可能嗎？我這一二十年的生命，都埋葬在古書古字中，究竟有什麼用？究竟是為了什麼人？現在，不用說什麼研究條件了，連起碼的人的生活都沒有保障。請問，怎麼能夠再做那自命清高、脫離實際的研究？”聞一多跟熊是多年的好友，這時毫不留情的指斥，讓熊很是尷尬。從這一個事例，我們大約可以窺見當時聞一多的心理狀況。

“只要是來救火，都可以共事”（2）

1944年秋，經慎重考慮，聞一多決定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作為一個向來與實際政治絕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聞一多對於自己加入政治黨派肯定會有顧慮，也會經歷彷徨和猶豫，但最終他還是作出了自己的選擇。聞一多對知音吳晗推心置腹地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說：“國家危急，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只要是來救火，不管什麼人都是一樣，都可以共事。”從聞一多的這段話，我們可以推測：聞一多在40年代投入現實政治，恐怕並非是他真正對現實政治發生了興趣，而是當時的現實政治讓他這樣的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從根本上說，聞一多參與政治和他清華同學羅隆基不同。相對而言，羅隆基在政治上本來就有追求，並且有一定的現實考慮，其一生幾乎都在參與實際政治；而聞一多則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20世紀40年代以前他幾乎沒有參加過任何實際政治。聞一多投身於政治活動，他沒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只是以理想和單純的態度對待，即便是在他參加民主運動最積極的時候，他還一再對吳晗表示：一旦民主實現了，他就要回到書齋裡去。

聞一多沒有等到這一天，他再也沒能回到書齋中去。1946年7月15日，隨著幾聲罪惡的槍聲，聞一多在回家的路途中被暗殺，鮮血從聞一多身上噴湧而出，染紅了大地，聞一多倒在民主的道路上，再也沒有起來，時年47歲。浠水嗚咽，一如往昔緩緩流淌。

聞一多小傳

聞一多（1899—1946），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