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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梁漱溟費盡周折抵達香港。本來在重慶已商定好張君勱、羅隆基二人隨後到香港協助梁漱溟工作，但不知是何原因，張、羅二人始終沒有成行。辦報的一切工作就都由梁漱溟一人籌備。梁漱溟在香港進步人士的幫助下，聘請薩空了為總經理，喻頌華為總編輯，他自任社長，主持社務。梁漱溟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經費不足，經常不免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尷尬。在最初籌備時，經費由黃炎培、張君勱、章伯鈞、左舜生、梁漱溟五人各自捐出，合計只有港幣一萬多元，後雖有地方實力派人物劉文輝、龍雲捐贈部分經費，但開辦之初需用錢的地方很多，租房、註冊、請律師、聘編輯、購紙張等，報紙沒有出版，經費就已經告罄。面對入不敷出的局面，梁漱溟甚為焦急。一日，梁漱溟偶遇範長江（中共《華商報》負責人），範長江問起籌備情況如何？梁漱溟據實相告。聞此，範長江專門送來港幣四千元。後來梁漱溟一位在美國的世交也給了他一筆數目可觀的資助，報紙籌備工作於是漸有眉目。萬事俱備後，仍有一事困擾梁漱溟，即報紙的名稱。為此，梁漱溟專門去見範長江。範長江說：“要給報紙取一個響亮的名字，不僅在香港叫得響，而且在全國還要有影響。”從這一思路出發，最終兩人商量取名為《光明報》。1941年9月18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機關刊物《光明報》終於在“九·一八事變”十週年紀念日這一天正式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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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給報紙取一個響亮的名字”（2）

梁漱溟在籌辦和主持《光明報》的過程中自然也遭到了國民黨的阻撓。梁漱溟到達香港不久，國民黨就得知其辦報的意圖。為阻止報紙的問世，國民黨派立法院副院長劉維熾到香港與港英當局交涉，但因《光明報》在此之前已辦好了合法手續，已無法取締。為了避免和減少麻煩，梁漱溟在報紙創刊前，聽朋友勸告破天荒地購買了一些禮品，違心去拜訪了香港新聞檢查機關的負責人。這種近乎行賄的事，一向耿直的梁漱溟此前從未乾過，但這次為了報紙，梁漱溟也不得不做這種他一向瞧不起的事情。在梁漱溟的生命中，這種事情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們完全可以想像當時梁漱溟的心情。出乎意料的是，儘管如此，在送審的《光明報》發刊詞上，還是被開了“天窗”。從此，新聞檢查機關就天天給《光明報》開“天窗”，有的文章被刪節太多，以致文句不通，無法閱讀。為此，梁漱溟去找那位負責人，負責人直接告訴他：這是奉命行事，因為上面有交代。他還說：“你們報上的文章如果發在別的報上，如《大公報》，可以不刪。可是登在你們《光明報》上，就不能不刪。”

《光明報》在香港創刊後，其首要任務就是向國內外公佈介於國共兩黨之間的最大政治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並公佈同盟的政治綱領。但同盟的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如果像其他文章一樣於見報之前送檢，肯定不會透過。如何才能在香港新聞機構的“特別關照”下順利見報，一時成了難題。最後還是薩空了想出了一個高招，將兩個檔案在廣告欄內刊出。因為按照香港新聞管理辦法規定，報紙的廣告欄是不需送檢的。杜月笙像同時決定增加這一期的印數，儘量擴大這一期的發行量。1941年10月10日，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終於在《光明報》與廣大讀者見面，成立半年之久的民盟這才為海內外所聞。宣言和綱領發表後，香港當局立即到報社查詢。報社拿出廣告賬目本，上面填寫了早已編造好的刊登此廣告人的姓名、住址，以及所收廣告費用。一切手續完備，沒有任何把柄。後來，香港警方按照登記的姓名、地址去查詢刊登廣告者，自然一無所獲。

《光明報》發表上述文稿後，蔣介石十分恐慌，立即向香港的參政員王雲五等人傳話，令梁漱溟立即回重慶，被梁漱溟拒絕。後來，國民黨###李石曾抵達香港，他帶來蔣介石“盼梁回重慶一談”的口信，並對梁漱溟說：“介公之於先生，亦猶先生之於介公，並無惡意。”對此，梁漱溟再次辭謝。最後，國民黨搬出了青幫頭子杜月笙，請他出馬“動員”梁漱溟離開香港。有一天，杜月笙請梁漱溟飲茶，席間杜月笙對漫不經心飲茶的梁漱溟說：“重慶方面很希望先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