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關係，破案的事，你抓緊去辦，不要東想西想，有些事情，想瞞也是瞞不住的，把自己手裡的事做好就行。”朱代東叮囑道，趙金海或許也考慮到了政治方面的因素，可是這件事，如果木川公安局為了一個表面穩定的局勢，卻讓這個扒竊團伙在木川為所欲為，那才是真正的笑話。

他今天在省政府向車杜炯彙報工作，其實就已經聽到了這方面的傳聞，省政府辦公廳跟公安廳的人能電話，他透過那個電話，就能聽到公安廳那邊，以電話為中心的近萬平方米內的聲音，基本上公安廳在通話期間，對他沒有任何秘密。而省政府跟公安廳的電話，此起彼伏，這件事情，省公安廳治安總隊也得到了訊息，並且已經有人向王利波作了彙報。

“是。”趙金海高聲應道，曾幾何時，他經常以大哥的口吻向朱代東說一些人生閱歷和官場經驗，可是現在，卻是反了過來。

但是趙金海沒有想太多，這件案子既然已經驚動了朱代東，那局裡必須也重視起來，迅速成立專案組，市局、分局、派出所全部行動起來，統一高度、統一指揮，這次趙金海給予專案組極大的權力。

而趙金海每天都在研究蘇山同的檔案，對他的身世，如今瞭解得比較清楚。蘇山同的父親是個軍人，母親是位富家小姐。軍人的父親脾氣暴躁，蘇山同年幼時，父母就離婚了，此後父親脾氣更加暴躁，並堅信“棍棒底下出孝子”，調皮的蘇山同幾乎天天捱揍。到後來，每天揍蘇山同幾乎成了家裡的保留節目，如果一天不揍，他父親總覺得有什麼事沒有幹似的，這或許就是蘇山同日後走上這條路的原因之一。家庭環境，可以影響一個人的一生，對蘇山同來說，一旦他有一天能離開父親的淫威之下，他肯定會義無反顧。

蘇山同父親轉業後，在一家軍工廠任工會主席，將十三歲的蘇山同送入寄宿學校。剛進校的王同山成績優秀，是蘇州市第一批少先隊員。他喜愛文學，還在《少年文藝》和《中國少年報》上發表過文章。他有一個“作家”的夢想。

不過，在蘇山同認識一位叫張慕天的同班同學後，他的人生軌跡就此改變。張慕天曾連留四級，比蘇山同大四歲。據蘇山同說，張慕天是南洋華僑子弟，家族靠黑道起家，出手闊綽，對他像“哥哥”一樣。他跟著張慕天溜冰、看電影、吃飯，將他視為惟一的好朋友。

第一次發現張慕天“闊綽”的原因，是一次吃飯，飯菜剛上桌，張慕天拉著蘇山同就走。蘇山同納悶，直到看見張慕天趁人不注意，從櫃檯裡迅速拿出一沓錢。蘇山同的心直跳，他恍然大悟，原來這就是張慕天的“生財之道”。可是見到別人偷錢，他當時非常驚慌，不過在分到二十元的“鉅款”後，他的驚喜遠遠大於恐懼。

“來錢容易”像磁鐵一樣吸引著他，張慕天成了蘇山同的“入門師傅”，而“滿師”考核標準只有一個——偷到張慕天的錢。僅僅兩個月後，當蘇山同得意地偷到張慕天的錢包時，張慕天大笑：“你滿師了！”從此，“小作家”蘇山同成了扒手“小蘇州”

上初一時，蘇山同偷竊時被同桌發現，父親將他帶回家，捆綁、暴打，倔犟的蘇山同沒有流一滴淚，天亮時，掙脫繩子逃了出去。從此，他開始“人在江湖，四海為家”。他的錢源源不斷，輾轉全國，以扒竊為生。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蘇山同作為“地富反壞右”中的一分子，再次被送到南京小茅山勞改農場接受改造，沒有罪名，沒有自由，直到一九七九年。在這期間，他試圖越獄，跑過四五次。其中一九六八年的那一次，幾乎讓他快成功了，那一次他和獄友打架，戴上了十多斤重的腳鐐，可是戴上腳鐐之後，他逃跑的慾望反而更加強烈，無法抑制。

趁看守不注意，他向農場外的小孩買了一根鋸條，每天偷偷鋸鐐。半個月後，才鋸斷一隻腳鐐的蘇山同就決定越獄，他在晚點名後的五分鐘自由活動時間，藉口上廁所，設法逃了出去。幾分鐘後，農場裡所有的探照燈亮起，監獄幹警漫山遍野搜尋。蘇山同躲在小池塘裡，逃過搜尋後，他甚至戴著沉重的腳鐐橫渡了上百米寬的水庫。

第二天，他弄開腳鐐，混在管道工人的隊伍中走出去，結果被民兵發現，等待他的，是一副更重、更大的腳鐐。蘇山同的脖子上，一直到現在，還留有當年在農場被繩子捆綁的傷痕。這也是抓捕蘇山同的一個重要特徵，隨著蹲班房的時間越來越長，次數越來越多，蘇山同也具備了一定的反偵查能力。他每到一地，總會用化名，甚至還會化妝，有的時候就算他身邊的人走到他面前，都無法將他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