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劉墉就在呂宋脫身。

有簽了本名的“賣身契”在，劉墉不必擔心被賣給官府，這賣身契就是縱容乃至庇護通緝犯的鐵證，商人是不會自找麻煩的。靠著通四書五經，劉墉在呂宋安身，而天廟更是避世的絕佳之地，二十年下來，他已是呂宋天廟會的成員，主持太子集天廟已有六七年。

埋首於天廟，劉墉的心已經完全平靜了，而當四書五經的聖賢言從治國之位上退下來，返求仁德立身之論時，更讓他有了幾分徹悟。佛道是出世，儒學是入世，可就從這入世之中，劉墉竟然得了出世心境。

也許是平生所學，一一跟天廟行事相合，這也正是知行合一。昇華了的劉墉日日講《聖經》、《聖律》，救助貧人，照顧孤寡，教誨小兒，排解紛爭，偶爾也以古禮辦生死事，全心投入到這個純粹的心靈世界中。

心靈昇華，對英華這個國家，對三代新論李的今人世也有了更多感悟。對自己舊世所為更是幡然醒悟，每每思及，都覺心悸神搖，恨不得一頭撞牆。由此也更專注於平日之行，這也是他自己的救贖。

但天廟終究不是全然避世，在呂宋呆久了，也感受到了呂宋的動盪。前些年呂宋人之亂，雖只在蒲林南面，乃至更南面的其他大島上，可呂宋本島也多有波及。最明顯的一個現象就是，被另定為“土籍”的呂宋人，與擁有英華國籍的移民之間矛盾頻頻。

太子集這個地方，也是“土華”混居之地。土人集中在集子北面，種蕉開礦，華人集中在東西和南面，不是耕田，就是捕魚，同時經營商貨和各類手工業。雙方各自抱團，難成一體。

隨著華人勢大，土人產業多被兼併，大多都淪為華人佃工佃農。不少循著姻親關係，也漸漸得了華籍。但還有更多土人不是被公教或者伊斯蘭教的秘密教會栓著，就是不願，或者是沒機會入華人開辦的學校，兩類人涇渭分明。

土華之亂最終演變為一場大規模叛亂，經賈一凡領兵平定後，大勢基本安穩下來。再到呂宋都護府裁撤，矛盾已消減了許多。

但國中立起政黨競相，宰相治政之制後，呂宋作為海外行省，獲得了省院事執行宰相選人權的資格。這只是過渡，十年後選人權要降到縣上。為了確保日後宰相推選不被土華分立之勢影響，政事堂以及呂宋當局加快了變土為華的步伐。

大批華校建立，吸納土人入華的大量法文確立。而作為“變土為華”之策的另一面，加大力度打擊頑固土人勢力，乃至以歧視政策逼迫頑固土人勢力跳出來，搞“鄭伯克段”之術，這就在所難免了。

在此勢的影響下，華人不斷壓迫土人生存空間，搞順華者昌，逆華者亡，而頑固土人頻頻以極端手段**，矛盾以不斷加劇的治安案件體現出來。即便是在太子集這樣的小鎮裡，也陷於這樣的爭鬥中。

這讓劉墉憂心忡忡，他雖認可變土為華的大策，甚至天廟還是執行這一策的主要力量，但不認可這樣激進的手段，更難接受無數民人，不管是土還是華，都無情地淪為政治的犧牲品。

他在太子集，也不遺餘力地跟土人交流，在土人裡行醫救人，吸納土人來天廟紮根，教導他們華文，深受土人敬仰。但他無法消除土人對華人的憎恨，誰讓他在行善的同時，還有更多華人在對土人作惡呢？

可這事也不能全然歸罪於華人，深受公教乃至伊斯蘭教影響的土人，始終抗拒入華。他們又不懂得循著華人的道理和規矩抗爭，動不動就殺人燒房子，成為別有用心之人的絕佳祭品。之前鬧出呂宋暴*，背後就是公教殘餘分子與荷蘭商人。

劉墉之所以嘆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就因為眼前這幫土人，正是十來日前燒了集子裡的糧倉，逃入叢林的罪犯。尚幸那次火災沒有傷到人，否則也不是鏢局來追他們了。

“鏢局也不能隨意殺人，你們雖不是華人，此地卻終是呂宋，是國法所行之地……”

聽土人說不知哪裡來的鏢局正四下搜捕土人，稍有不順，就肆意打殺，他們被逼無奈，只能來投奔天廟。

劉墉沉聲道：“你們罪不至死，如果你們願意伏法，事後由我帶著向官府自投，我定會保你們性命。”

天廟不涉政，這是大原則，但事有權變，而且還是在海外，涉及這麼多人命，天廟要束手旁觀，反而要遭鄙視。

不管是為天廟聲譽，還是為心中所持的仁善之心，劉墉都不願退卻。

土人剛剛躲進殿堂裡，一隊人馬就急馳而來。騎士們都身著箭袖勁裝，頭裹網巾，服色紛雜，確是民人，但人馬精壯，持槍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