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額一百八十二人。任期都是四年，兩年改選一半。

早期推選還很簡陋，西院的豪商東主們被趕下臺，要入西院，就不能在上市公司任職，也不能握有股票，因此入西院的都是豪商東主們的子侄宗親。相互之間和氣協商，定出名單，推選只是走個過程。

而東院還多是有才而不願出仕的文人，他們名聲響亮，而早期的東院選人又以讀書人為主，都是推舉而非推選。

但時勢精進，民智漸開，民識猛增，而朝廷為容天下人發聲，也讓兩院之權漸漸長了起來，這種和諧氣氛很快就消散，十來年下來，推選變成了選戰。越來越多的人，不管是想出名的，還是想代言得利的，都朝兩院裡擠。之前的和氣推舉，變成了暗箱投票，再不顧人情。選人們也漸漸發現，自己的推選資格是一樁資源，可以待價而沽。

於是“選商”就因應而生，他們向下聯絡選人，向上聯絡爭選院事之人，買進賣出，也就有了票價。英華後世談到這個時期，都稱呼為“黃牛黨政治”，說的就是黃牛黨決定了兩院人選。

買賣選票本是《院事推選法》禁止事項，汪瞎子和陳元龍等墨儒之人也一直在聲討這樁弊政。可無礙黃牛黨巧立名目，私下來往。加之此時大多數選人都不覺得院事有多重要，選票能換到銀子更實惠，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剛需”明顯，朝廷也難以按下這股勢頭。

認真說，朝廷也沒多大心思去按，皇帝都說了，就算用力去按，還會有人跳出來說推選過程有問題，不如等到大家把這票當真，不捨得賣出去，或者選人越來越多，票商運作不起的時候再來治理不遲。

因此除了名望本高，有大批擁躉之人不必理會票價外，其他人想要入選院事，就得掏銀子。

杜君英道：“省東院都得了省府稅核權，大家都盯住了省院，省票比國票還貴。靠著福建的名聲，王爺保福建省院事，爭院首都不是沒可能嘛，何必要衝國院？省院的院首，連巡撫都要客客氣氣，更能幫著咱們鳳山嘉義兩縣子弟爭福利，好處都擺在眼前，國院嘛……”

他搖頭嘆道：“國院一百多號院事，分派林立，不爭出名號來，位置都難保住啊。上任院首陳元龍可是江南名儒，任過滿清廣西巡撫，本朝的弘文館大學士，段國師的密友，領著東院在皇帝和西院那爭下了不少權，還推著朝廷辦過不少大事。可今年改選，竟然連院事都丟了。”

朱一貴笑道：“時節不同了，新一撥選人大多都是讀著百家書，撥著算盤，走著軍步，會操弄刀劍火器的年輕人，眼界大得多了，而非四書五經出來的書呆子。陳元龍去年反對族田分戶，還扯著東院，要復官紳免稅，天下人都怕了他，誰還敢選他入國院？大勢已經變了，汪瞎子那種人，振臂一呼就入了東院，他買過一張票？”

杜君英拉長腔調一嘆：“是啊，就因如此，票商還分出了各色黨類，不同黨類票價還各有不同，王爺你是偏黨冷黨，票價才這麼貴哦。”

票黨又是英華政治一樁特點，新一批選人開始重視手裡的票，即便是要賣，也希望能賣給合自己心意的那一類候選人，而不是畫好押簽好名後，把空白票直接丟給票商，同時朝廷也受墨儒壓力，開始管控票選過程，要求現場投票，人票合一。

票商應需而變，以候選的出身、地域和“文化程度”，以及是否有過官身等條件，分出若干價碼。越是有名望的人，價碼越低，要買動選人投陌生人的票，像朱一貴窩在臺灣這種偏僻之處，大名很少出現在輿論中，曾經還自封過王爺的人，價碼自然很高。幸虧朱一貴還有過知縣官身，否則別想躋身國院。

朱一貴自信地道：“大帥別擔心，兩院的格局我已經明白，那就是為民人爭利，跟朝廷和官府理論，鬥而不破。法權之分、法判之糾、賦稅增減、厚生撫卹之事，甚至安南入華夏，鴉片在潮汕和閩南氾濫等事，都有大文章可做。現在我剛入東院，就得沉心琢磨明白，到底舉什麼旗號才能立身更正，發聲更久。”

杜君英笑道：“王爺心中自有天地，肯定大有作為。小弟在臺灣為王爺搖旗吶喊。”

剛說到這，大股人流進了天壇，呼喝聲壓倒了其他號子，震得所有人都轉頭矚目。

“鴉片有害！奸商無德！”

“禁菸禁毒禁四海！”

人流還不停，呼喝也不止這一類。

“懲清衛朝！正我華夏！”

“滿蚱猶跳！朝鮮怎能不保！？”

還有人流組織嚴整，條幅鮮明，一看就是工商界人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