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尷尬：認嗎，當然不行，祖宗之事豈可隨便變更；不認嗎，也不好，似乎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如果殺了鄭紹發，這當然是易如發掌，但會給人留下殺人滅口的嫌疑，豈不是弄巧成拙；對鄭紹發不認不殺，任其招搖也不好，同樣會影響蔣介石的聲譽。蔣介石思來想去許久後，把此事交給了戴笠處理。戴笠是聰明的，他知道這件事就其性質來說鄭紹發是夠得上殺頭的，但蔣介石不提“嚴厲制裁”和“可殺”等，可見沒有深責的意思，然又沒有交待該如何處理。戴笠感到此事大有考究，對鄭紹發下手重了或輕了都不好，況且蔣介石祖宗上的事外人是說不清道不明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鄭紹髮圈禁起來不讓他到處亂跑。於是，戴笠指示把鄭紹發關進了軍統的望龍門看守所，後相繼轉押白公館看守所和息烽集中營。鄭紹發轉到息烽集中營後，戴笠指示新建房屋一棟給鄭單獨居住，並在衣、食上給予優待。同時，戴笠還讓人定期給鄭紹發家中寄錢。一段時間後，戴笠乾脆讓人把鄭紹發的老婆和一個十六歲的女兒，一起從河南接來軟禁在了息烽集中營內。戴笠在處理鄭紹發的事情是否得到了蔣介石的默許，外人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樣，戴笠在處理此事上無疑是準確把握了蔣介石的心理，解決得恰到好處。蔣介石能把如此微妙的事情交給戴笠處理，也說明了蔣戴關係已到了配合默契的地步，這是蔣介石的其他親信難以得到的恩寵。

但這種關係隨著軍統成立十週年的活動的結束開始了變化，因為戴笠手中所掌握的實力已超過了讓蔣介石放心的程度。

於是，蔣介石毫不猶豫地對軍統局採取了抑制措施，很快任命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唐縱為軍統局的幫辦。表面上唐縱是協助戴笠工作，實際上是要對軍統的行動和戴笠迅速膨脹的勢力進行監視。唐縱是湖南炎陵縣人，比戴笠小三歲。他身材略高，鼻上架著一副銀邊眼鏡，看上去文靜溫厚，頗有點書生風度。其實，唐縱是個老成持重和長於謀劃的特工專家。由於他與戴笠是黃埔軍校第六期的同學，後來又一起在特務處共事，多年來戴笠對唐縱的感情不薄。特別是自唐縱進入侍從室第六組任少將組長後，戴笠更是處處給予照應，規定軍統局的總務處給唐縱的生活予特別補助，逢年過節更是大把地贈物送錢。戴笠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要唐縱在新的位置上利用職務繼續對軍統工作予以照顧。但是，唐縱也是個有野心的人，自從進入侍從室後他就拿定主意，在軍統與其他情報系統的磨擦中堅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則。對予戴笠請求要給予的援助，唐縱大都以種種理由推辭了事。為此，唐縱自我約束甚嚴，從不主動開口向軍統要東西。不獨如此，唐縱為了避開他與戴笠曾有過的關係，常在蔣介石面前實事求是地肯定中統局的長處，切中要害地批評軍統局工作中的不足。加上唐縱一貫辦事嚴謹，埋頭苦幹，不拉幫結派，在情報綜合工作上勤于思考和嚴守秘密，這些頗能討得蔣介石的看重。被蔣介石看重的唐縱逐漸地被蔣引為心腹，也是蔣介石萌生了揚唐抑戴的念頭。所以，也就有了唐縱重回軍統局任幫辦的事實。戴笠是極敏感的人，對此舉，他已意識到蔣介石對自己已有了防範之心。不過，過後的林世良一案，更使戴笠感覺到了蔣介石對自己的猜忌和戒備。

林世良一案起源於滇緬公路的走私活動。

一九四二年初，滇緬公路全線修成通車。由於此時香港和越南的進口通道已被日本軍隊切斷，滇緬公路成了國際上支援中國的唯一的陸上通道。為此，國民黨的各派政治集團競相組織運輸單位開進滇緬公路，大搞走私販私從中牟利自肥。其中，國民黨中央銀行信託局儲運處處長林世良，自恃為皇親國戚更是有恃無恐。林世良是蔣介石的連襟，負責在國外訂購軍火併辦理經香港的接運業務。中央銀行信託局在香港的經理是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滇緬公路通車後是他派林世良負責那裡的運輸物資的任務的。林世良打著為中央銀行運鈔票及特種物資的旗號，拼命地私運各種緊俏物品大發國難財。

這年的夏天，日本軍隊開始了攻佔緬甸仰光的軍事行動。當時，中國積存在仰光的公私物資的數量甚大。就在林世良搶運公物的過程中，私商大成公司有一筆價值一千六百萬法幣的車胎和五金等走私物資託林世良運回重慶。林世良認為這批貨物運到國內價值可達三千萬法幣，見其中油水甚大也就同意冒險包運。此事很快被軍統局獲悉，並由軍統滇緬公路警務處在中緬邊境的畹町檢查站進行了查扣。戴笠當時正在東南沿海陪同梅樂斯考察，得知此事後立即趕回重慶向蔣介石作了彙報。蔣介石得此報告後怒火交加，因為社會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