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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相對比，我們自然得出改革銀行國有舊體制的結論。除非我們剝離附著在舊體制上的“官辦企業”外衣，祛除濃郁的官本位氣味，讓國有商業銀行成為像招行、民生、浦發那樣真正市場化的商業銀行，否則，在銀監會捉“銀蟲”的遊戲中，覺得疲憊的永遠都是中國銀監會。細察中國銀監會在上述兩個“通知”中規定的細則，業內人士指稱，一些本該由銀行自己做出的內部控制規定，中國銀監會也做出了相應的強制性要求。這幾乎已超越了銀監會管法人、管風險的監管要求，差不多可以戴上越俎代庖的欠光彩的帽子。

事實上，國有銀行舊體制改革之類的命題，已不是中國銀行監管當局的事。他們能做的事，就像他們的職能一樣，是有限的。換言之，要想在和“銀蟲”的遊戲中勝出，僅靠自身是不夠的。沒有改革方法論的總調整，捉“銀蟲”，就好似西西弗斯不斷往山上推動的那塊石頭。

談到總的改革方法論，一位資深金融界人士強調公眾輿論的外部壓力。解釋建行暴風驟雨的氣象雲圖時，他除了盛讚銀行監管當局內部壓力外，還說：“建行想年內公開發行上市，就要注重公眾形象。”這倒啟示我們，在中國銀監會和“銀蟲”的貓鼠遊戲中，不能偏廢輿論監督的制衡。記得4年前中行開平支行案爆發的時候，輿論機構的報道可謂戰戰兢兢，生怕一語不慎，釀成日後不堪回首的後果。4年後，看重細節的新聞記者們驚覺，中國銀行河松街支行“高山案”，與中行開平支行的“餘振東案”，如出一轍，幾乎是同一個模板的複製。試想，若輿論的事前監督到位，哪怕是事後的輿論公開到位，或許我們就不會感嘆“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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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會成為俄羅斯式的中國麼

當金錢鋪就權力的階梯，當商人成為從政的熱點，當無產階級政黨向有產者敞開懷抱，當私營企業主階層看到野百合的春天，我們看到了鄰居的不幸，我們聽到“中國會不會變成俄羅斯式的中國”的擔憂。僅僅觀察目前的情勢，我們的擔憂是多餘的，因為掌權者的開放是有條件的，因為財富明星們的爸爸媽媽是有文化密碼的，因為金錢政治，可怕的不是金錢。我們要擔心的，應該是他們窖藏白銀的心理陰影，他們的死亡協議。

聳人聽聞的告誡又一次驚現在溫州的土地上，身價千萬的董事富豪與董事會簽訂死亡協議說，如果誰被暗殺，公司補貼1000萬元。在什麼都可以用金子度量的溫州，“死亡協議”以異常誇張的真實存在，曉諭政府這個“守夜人”：為經濟生活供應“安全”這一件公共產品已是當務之急。如果富豪們需要在保鏢的簇擁下揣著手槍做生意，那麼被打壓下去的黑社會就有可能東山再起，中國距離“俄羅斯式的中國”也為期不遠了。

對國家可能會利用暴力機器掠奪私有財產的恐慌，自“私有財產入憲”以來，差不多已消弭於無形。浙江富豪窖藏白銀謹防公權力擄奪的辛酸戲或不會重演，但這並不表明國家已為市場經濟掃清了路障。“死亡協議”像個寓言警告我們，國家在捍衛私有財產護航市場經濟的途路上，才邁出第一步。接下來，國家不僅不向私有財產伸手，還要果斷地斬除掠奪私有財產的民間黑手。

財富湧流的浙江，富豪僱兇謀殺富豪已非新聞。源自樂清市檢察院的訊息稱，過去5年，私人企業主和富人村官僱兇案已逾40起，富豪之間或為經濟利益之爭，或為爭奪政治地位而仇殺不斷。幾個月前，兩個溫州富豪謀殺生意對手，致使億萬富豪周祖豹在侄兒被誤殺4年後，於光天化日之下又被殺害在兒子的大婚之日。今年春夏之交，溫州村委會換屆選舉前後，數樁血案爆發在受害人鑽進轎車或者走出轎車的一剎那。受害者與加害者，多為財富多寡不一的富人，只有受人錢財的兇手是潦倒的窮混混。看上去，村委會選舉血案好似政治謀殺。事實不然。細究之，哪回暗殺的幕後沒有吞吐錢財的經濟體。

僅就個案而論，難說牽連富豪的兇案，都是廣義上的政府的錯。但國家暴力未能鎮住兇手的暴力，無論如何都是兇案此起彼伏的誘因之一。溫州一個城中村的選舉血案迄今未破，被害人一而再地聯絡媒體，寄希望於媒體的力量助他早早緝兇。想當然地惡意揣度司法系統有*，是沒有證據的痴人妄言。可是，“政府”對屢屢發生的兇殺現象，難以免責。換個角度想想，倘若司法系統在打擊犯罪，預防兇案上能給富豪們以信心，富豪們敢於在矛盾爆發時尋思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