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時候，國家的政策還遠沒有放開，但海東人一向頭腦活絡，阮福根提出的承包方案，居然便得到了公社領導的批准，他也就走馬上任，成了這家農機廠的廠長。

阮福根當上廠長後，一改廠子過去只侷限於為本公社修理農機的業務思路，開始廣泛撒網，從各個地方招攬生意。阮福根親自拎著一個手提包，到地區、省裡甚至浦江這樣的大城市去找業務。他對工業知識有著天然的敏感，跟師傅學了幾年，各方面技術都有所涉獵，不管遇到什麼樣的業務，他都能聽懂個大概，並且迅速地判斷出自己的廠子是否能夠承接，以及承接下來之後會有多大的利潤。

在他的努力下，農機廠只用了一年時間就扭虧為盈，當年給公社上交了5000元的利潤，這是廠子建立起來之後破天荒的第一回。

次年，農機廠賺到了5萬元的利潤，除去上交的部分之外，餘下的一小部分被阮福根發給工人當成獎金，絕大部分則歸了他這個承包廠長，這也是當初的承包協議所規定的。

改革開放以後，海東省的很多地方都出現了私人買斷社隊企業的事情，阮福根與公社友好協商之後，以10萬元的一次性買斷價格，買下了農機廠的產權，並更名為全福機械廠。全福機械廠在名義上仍然是公社的產業，但這只是為了規避國家政策，在事實上，這就是一家徹頭徹尾的私營企業，所有的經營活動都是由阮福根一個人說了算的。

有了自己的企業之後，阮福根那顆不安分的心便跳得更厲害了。他聘請自己的師傅當了廠裡的副廠長，主抓生產活動，自己則當起了專職業務員，一年有200多天都不著家，天南地北地攬業務。

因為只是一傢俬營企業，全福機械廠很難有什麼穩定的業務方向，阮福根能夠做的，就是不管什麼東西，揀到籃子裡都是菜。軸承、閥門、鋼結構甚至壓力容器等，他都敢往自己的廠子裡攬。也虧了他那位師傅是個全才，憑著幾十名水平參差不齊的工人，加上一些簡陋的裝置，他們居然做下了不少大活，讓許多原來對他們將信將疑的客戶都不得不豎起大拇指，感慨他們一家社隊企業能有這樣的本事。

從75年至今，七年時間過去了。阮福根已經有了300多萬元的身家，在今天這個萬元戶都值得登報紙吹噓一下的年代裡，他絕對算一個超級富翁了。如果只是想過上錦衣玉食的日子，他早就可以收手不幹，或者至少不用幹得這麼辛苦。但阮福根卻並不滿足，他的財產越多，目標就變得越大。他希望自己能夠做成一番大事業，至少要讓諸如馬偉祥、程元定這樣的大型國企領導也能夠平等地稱他一句“老阮”，不會拒絕自己與他們同桌喝酒聊天。

正是因為這樣的雄心作祟，在聽完董巖介紹的大化肥裝置招標情況之後，阮福根就無法擺脫插足此事的念頭了。就在剛才這一會，他不止一百次地警告自己：這不是他這種農民企業家能夠參與的事情，還是儘早放棄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吧。可是，無論他如何給自己潑冷水，心裡那棵幼苗還是在如蔓條一般地瘋狂滋長。

這是一個機會！

如果抓住這個機會，我就能夠和那些大企業平起平坐了！

阮福根激動地想到。

上級部門在進行裝置招標，而能夠承接這些裝置的企業卻在與上級部門較勁。如果在這個時候，自己站出來，自告奮勇地為上級部門分擔一部分壓力，那麼上級部門會如何看待自己呢？再如果在一年之後，自己能夠交出合格的產品，贏得日本人的認可，那麼日後自己再出去攬業務的時候，這個案例不就可以成為一塊金字招牌嗎？

你說我是小企業，是社隊企業，試問，有哪家小企業能夠承接進口大化肥成套裝置的分包任務？哪家小企業出的產品能夠得到日本人發的證書？

想到自己沒準有機會和國家部委的官員談話，自己還能夠與日本人交流，未來辦公室裡能夠掛上幾張自己與這些人合影的照片，阮福根只覺得渾身燥熱，恨不得馬上就跑到那個什麼重灌辦去，信誓旦旦地把業務拿下來。

“同志，你找誰啊？”

次日上午，在位於永新衚衕的重灌辦院子裡，劉燕萍攔住了正怯生生左顧右盼的阮福根，向他發問道。

重灌辦的規模不大，羅翔飛拒絕了劉燕萍要招募一名看門老頭的建議，把重灌辦辦成了一個外人可以隨便出入的開放場所。其實在當下京城的外來人口很少，基本不用擔心有什麼小偷小摸會趁虛而入。能夠到重灌辦來辦事的，都是有點來頭的人，設定一個門衛完全就是多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