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無端的推測，是有一定歷史傳說作參考的：

“調和八風以畫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於時未有書契，規天為圖，矩地取法，視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審地勢以定川嶽，始嫁娶以修人道”

歷史傳說雖有濃重的神話色彩，但也折射出真實的歷史內容。古代先民在觀察、總結天文地理、規劃八卦，測定方位，總是離不開古老的晷儀規矩，以及原始的天文圖象。這些可能就是河圖洛書的雛型素材。從遺留下來的漢朝石刻中，所刻伏羲與女蝸像，手中往往持有規矩。事實上也是如此，有了原始的天文圖與晷儀規矩，古人才能“規天為圖，矩地取法，視五星之文，分暑景之度”，總結與規劃出八卦圖象。古人有敬天祟地的思想，把原始天文圖象與規矩，視作神聖的法器加以神化，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測影取象”，在我國有悠久歷史，早在半農半牧的時期，人們就根據日影測定草原方位，規劃農田和住宅。在周代遠祖公劉時期，已有這方面的記錄：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顯然，遠在公劉的時候，已經很重視測量工作，而且規模之大，工程之巨使後人也歎為觀止。由此可見，“晷測”，還可以追溯到更遠的時代。

河圖、洛書在以後各種文獻史料的記載上也不盡相同，如《墨子·非攻》所言，“河出綠圖，地出乘黃”。而在《淮南子·淑真訓》與　《河圖挺佐圖》中，皆言“河圖”為“錄圖”。這種刻有方位的圖表可能是“測影日晷”。其心及其周各有圓孔，以各立表之用。按盤心宜立定表，其周用一遊表。令定表直指北極，則盤面與赤道平行，使遊表之景與定表相合，可知時刻。日晷從秦漢時期起已廣泛流傳，後來也曾有實物發現。

現在河南登封縣告成鎮還存在元代以圭表原理建築的觀星臺。南京紫金山天文臺還儲存著明代正統年間的一個圭表，這都是“日晷觀象”的明證。從古代天文學發展歷程來看，河圖洛書並不神秘。河圖洛書的初始素材與原始的天文圖象、觀象晷儀規矩有關，以後逐漸被蒙上宗教神學的色彩，並不斷地發展豐富其形式與內容。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科學文化進一步發展，河圖洛書也必須改變自己的形態，以適應儒、道、佛合流與理學大溶通的需要。北宋時代出現的河圖洛書正是適應這個時代理論化的產物。 據宋儒所言，河圖洛書的精義隱藏在它的要訣之中，這是易學的至要秘寶，漢晉易學諸大家如京房、鄭康成、王強、韓康伯等皆未參透，直至五代時，才由麻衣道者傳於陳摶。其決曰：“戴九履一，左三有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膝，縱橫皆為十五，而五居其室”。此圖妙在於縱橫倒正四合交錯，其數盡為十五。但據《佛祖統紀》中載：“漢書有云，其論河圖雲：太一取之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五。”顯然，早在漢時已有這種說法。宋時的河圖是從“九宮圖”發展而來，與古代的天象知識也有關係。河圖的立意是一張平面的運轉圖，而在洛書中，卻演化為立體的運轉圖象。

宋時出現的河圖洛書在綜合前人思想的基礎上，加進了新的容，是融天文、人體、陰陽、象數為一體的易學圖象，是一種理念陰陽消長座標圖，暗喻的範圍非常廣泛，亦聯絡到古代的天文曆法。河圖洛書中心的圓點代表太極，是一混元之數，其中的黑點代“陰”、白點代表“陽”；陰數為二、四、六、八；陽數為一、三、五、七、九。奇數與偶數相參，代表天與地，是謂天地陰陽之數。中心外圍四點代表東南西北四方與春夏秋冬四季，外圍環列為八卦。

河圖洛書構圖，黑白之子相積，相加其數皆為五十五，合天地之。虛中而去五，合“大衍之數”五十。這樣皆合《易傳》中陰陽之數。在易學中河洛還側重於陰陽與五行相參配。揚雄在《太玄》中已指出：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為朋，三與八為友，四與九同道，五與十共守。宋儒更重視把河洛的數字與五行、五方、五時相調配，以顯示其均　衡與協調。文王后天卦配河洛數字：一六為水居北；當坎位；三八為木居東，當震位；二七為火居南，當離位；四九為金居西，當兌、乾位；五十為土居中，當坤、艮而旺於子、醜、未之交。在這裡，河圖洛書又成了乾坤轉移的時空方位座標，起著指示四季更替、斗轉星移的作用。總之，河圖洛書的內容非常複雜，但其最初原型，當與天象方位有關。

《太玄》《易經》與五行八卦、河圖洛書的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