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是鶴髮童顏的記載。

據此，華佗可能不止活了六十三歲。華佗生活的時代，當是東漢末年三國初期。那時，軍閥混亂，水旱成災，疫病流行，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當時一位著名詩人王粲在其《七哀詩》裡，寫了這樣兩句：“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這就是當時社會景況的真實寫照。目睹這種情況，華佗非常痛恨作惡多端的封建豪強，十分同情受壓迫受剝削的勞動人民。為此，他不願做官，寧願捍著金箍鈴，到處奔跑，為人民解脫疾苦。

不求名利，不慕富貴，使華佗得以集中精力於醫藥的研究上。《後漢書？華佗傳》說他“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尤其“精於方藥。”人們稱他為“神醫。”他曾把自己豐富的醫療經驗整理成一部醫學著作，名曰《青囊經》，可惜沒能流傳下來。但不能說，他的醫學經驗因此就完全湮沒了。因為他許多有作為的學生，如以針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吳普本草》的吳普，著有《本草經》的李當之，把他的經驗部分地繼承了下來。至於現存的華佗《中藏經》，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當時尚殘存的華佗著作的內容。

華佗年輕時曾遊學徐州，兼通數經，通曉養性之術，據史書記載，他年近半百，相貌卻如壯年。他性情爽朗剛強，淡於功名利祿，曾先後拒絕太尉黃琬徵召他出任做官和謝絕沛相陳掛舉他當孝廉的請求，只願作一個平凡的民間醫生，以自己的醫術來解除病人的痛苦。他樂於接近群眾，足跡遍及江蘇、山東、安徽、河南等地，深得群眾的信仰和愛戴。

華佗由於治學得法，醫術迅速提高，名震遠近。正當華佗熱心在民間奉獻自己的精湛醫術時，崛起於中原動亂中的曹操，閏而相召。原來，曹操早年得了一種頭風病，每次發作均頭痛難忍。請了很多醫生治療，都不見效。聽說華佗醫術高明，曹操就請他醫治。華佗只給他紮了一針，頭痛立止。曹操怕自己的病再發，就強要華佗留在許昌做自己的侍醫，供他個人使喚。華佗稟性清高，不慕功利，不願做這種形同僕役的侍醫。曹操幾次寫信要他回來，又派地方官吏去催。華佗又推說妻子病得厲害，不肯回來。曹操為此大發雷霆，不久，華佗被抓到許昌，為曹操治病。華佗診斷之後，說：“丞相的病已經很嚴重，不是針灸可以奏效的了。我想還是給你服麻沸散，然後剖開頭顱，施行手術，這才能除去病根。”曹操一聽，勃然大怒，認為華佗要謀害他，就把這位在中國醫學上有傑出貢獻的醫生殺害了。

“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圭舉孝廉，太尉黃琬闢，皆不就。”《三國志》的這段記載，描繪了華佗的不願出仕的“隱士”形象。不過他並不窮居荒山，而是懸壺濟世行跡滿天下，算得上“隱於市”的人物。並且華佗“恃能，厭食事，”相信自己可以靠醫術生活，不樂意做拿俸祿的醫官。就是這樣一個真隱士，曹操殺了他。

王立群先生於《百家講壇》講神醫故事，說曹操殺華佗另有隱情：華佗不願當侍醫並託辭不給曹操看病，冒犯並觸怒了曹操，於是曹操揮舞屠刀來維護自己的權威。但是，殺士如棄天下，曹操雖然多所殺戮，但無論孔融、楊修，都並非以一時之恚而輕啟殺機，華佗之死，難道就只是“華佗冒犯了他”那樣簡單？

往深處想，除了曹操需要看病，還應該說到他“惟才是舉”的用人政策。就華佗而言，雖然王立群先生下了“曹操不愛其人亦不愛其才”的斷語，但是“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曹操對華佗才能的看重，還是明晰可見的。“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至此，曹操雖然發怒了，禮賢下士的風度依然足夠。再往下，就暴露了對召而不至者嚴厲打擊的態度：“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

惟才是舉的實現，需要兩廂情願：一方要有號召力，一方要召而肯至，然後才能天下雲集響應；若一方三顧五請，另一方無動於衷，惟才是舉也就落空了。這樣來看，曹操的殺機，不只因為華佗觸犯了他的個人權威，而是他認為這種不合作，這種“士人召而不至”的尷尬局面，干擾其惟才是舉政策的實行，政治影響極壞，是以殺之。而曹操在華佗死後，誣之“鼠輩”以否定其才，藉以把華佗事件與“惟才是舉”區別對待，實際上就是為他的用人政策打圓場。曹操殺佗，有其政治層面的某種考慮。

對不合作者採取肉體消滅方式，先行者是姜子牙。《智囊…上智部》記：太公望（姜尚）封於齊。齊有華士者，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