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封簡短的命令（按元首指示由戈林簽字），指示他“在組織上和財力上作好一切必要的準備，在歐洲的德國勢力範圍內，徹底解決猶太人問題”（*三個星期前，希特勒曾向赫維爾暗示過他將怎麼辦。“我好像是羅伯特·考科醫生搞政治一樣。”這話是在悶熱的暗堡裡的一次晚間冗長的討論會上說的。“他發現了病菌，隨即醫學也就發現了一個新方法。

我發現了猶太人這個病菌和讓社會解體的發酵劑……我已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一個國家沒有猶太人也能生存；沒有猶太人，經濟、藝術、文化等等，會發展得更好。這就是我所能給予猶太人的最大的打擊“）。

隱藏在乏味的官僚語言後邊的，是給予黨衛軍去滅絕歐洲猶太人的壓倒一切的權力。作為第一步，希姆萊——在明斯克的經歷仍令他心驚肉跳——問黨衛軍的主治醫生，集體滅絕的最好辦法是什麼。回答是：毒氣室。第二步，他把波蘭最大的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霍斯召來，秘密地授以口頭指示。“他告訴我”，霍斯作證說，“大意是這樣——我記不清原話了——元首已下令最好解決猶太人問題。我們黨衛隊必須執行這道命令。現在若不執行，將來猶太人就會消滅德國人民。”希姆萊說，他特意挑選了霍斯的集中營，因為在戰略上奧希維茨地處德國邊境附近，有足夠空間，可達到隔離的要求。霍斯警告說，這種行動應按帝國國家級機密對待。他不準與自己的頂頭上司討論這個問題。於是霍斯回到波蘭後，便揹著集中營的檢察官，偷偷地擴充地盤，以便將它變成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殺人中心。他的所為甚至連妻子也沒有告訴。

希特勒之所以會產生集中營這個概念，以及認為集體屠殺可行。據他宣稱，是他研究英美兩國曆史的結果使然。他非常欣賞南非為波爾戰俘設的集中營和美國在荒涼的西部為印第安人設的集中營；他常在內層親信中稱讚美洲滅絕——用飢餓甚至打仗的方法——那些靠囚禁不能馴服的紅種“野蠻人”。

時至今日，他仍在小心翼翼地將自己的總的政府與德國的結合起來，因為兩者的總目標是一致的。日耳曼人的榮譽與軍力的復興，日耳曼國土的收復，甚至向東擴充套件的生存空間，這些都得到了他的大多數同胞的支援。但是，一條十字路終於擺在他面前。希特勒必須繞道行之，一舉而永遠解決猶太人問題。在許多德國人願意參加這種民族主義的遠征的同時，大多數德國人只希望繼續對猶太人進行有限制的迫害，因為它已獲得數以百萬計的西方人的默許。

希特勒的意圖是，開始消滅猶太人時一定要保密，然後再一點一點地將訊息洩露給他自己的人們，最終待時機成熟時再向他們披露詳情。這便能將德國人民的命運與自己的命運捆在一起，而他的命運也就成了德國的命運。這樣聯絡起來進行他的清洗歐洲猶太人的遠征，將成為全國的任務，並將動員全國人民作出更大的努力和犧牲。它也能割斷遲疑不決、心腸慈善的人的後路。

至此時，這一切都仍向希特勒的貼身人員保密——包括秘書、副官、僕人和貼身參謀。屆時，到1941年秋，元首便在餐桌旁公開發表評論。這或許是披露真情的試探。10月中旬，在講完民眾在生活中必須講禮貌和規矩後，他說：“但是，首要的是剷除猶太人。沒有這點，汙垢清除得再幹淨也是徒勞。”兩天後，他把話說得更加明白：“在議會的講臺上，我向猶太民族預言，如果戰爭不可避免，猶太人將從歐洲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200萬人死亡，對此，這個罪惡民族心中已有愧；現在又有成千上萬人死亡。你別對我說，你也不能把他們關進俄國的沼澤地呀！誰為我們的部隊操過心？順便說一下，公眾中謠傳，說我們有個滅絕猶太人的計劃。這個想法不錯嘛。恐怖是個有益的東西。”他預言，建立猶太國家的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我有許多帳要算，但今天我不能想。這並不是說我忘了它們。到時我會拿出厚厚的一本來！即使是關於猶太人的問題，我發現自己仍很不積極。目前夠困難的了，再去增加困難，這是毫無意義的。善於坐待良機的人，其行動才機靈。”

希特勒推遲實行“最後解決”的一個原因是，他希望透過暗示要滅絕猶太人這個威脅，能使羅斯福不參加戰爭。但是，珍珠港事件使這個微弱的希望成了泡影。於是乎，希特勒的希望變成了怨恨，“滅絕”也成了國際報復的一種形式。

決定作出後，元首便告訴參與“最終解決”的有關人員，屠殺時應儘量做到人道這一點。這是符合他的信念的。就是說，他是遵奉上帝旨意，掃除世界上的害人蟲的。儘管他憎恨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