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憤激有慨嘆有調侃，又止於憤激、慨嘆和調侃；官場氣氛很濃，又止於官場氣氛；叫人幾分嘆惋，又幾分無奈。這兩位老師都是我很敬重的，他們的批評令我折服。

這世上自有作家以來他們都在寫人，而且是寫現實（或說現在）的人。不管作家們自己覺悟與否、承認與否，他們寫歷史也罷，寫神怪也罷，抑或浪漫主義也好，超現實主義也好，他們都在寫天天可以看到的人。如果非說題材不可，那麼人便永遠是惟一的題材。如果把作小說比作化學試驗，那麼人就是試驗品，把他們放進官場、商場、學界、戰場或者情場等等不同的試劑裡，就會有不同的反應。作家們將這種反應藝術地記錄下來，就是小說。雨果說過這樣的話：釋放無限光明的是人心，製造無邊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織著、廝殺著，這就是我們為之眷戀而又萬分無奈的人世間。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去寫人，而偏要懷著堂吉訶德式的激情，總想著去寫某某題材呢？有人說我的小說深入到了社會體制上的批判，這似乎是一種抬舉，我不以為然，因為惟有人心江河萬古。我想曹雪芹作《紅樓夢》時一定沒有想到要藉此拯救大清天朝的。事實早就證明，自從作家想當醫生以來，一直力不從心，也就無從稱職了。

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寫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環境裡行走，也許只是為了駕輕就熟。我是一個想象力極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筆陌生的環境，可能很費神。人們有個印象，說我是專寫官場的作家。這隻能說明如今人們太關注官場了。也許正因為我寫了太多自己熟悉的生活，因而也常有朋友建議：你是否也寫寫別的題材？這讓我難以作答。事實上，我是不承認自己寫的是什麼官場題材小說的。我幾乎不贊同所謂題材一說。我想作家如果總想著自己在寫什麼重大題材，並總想著某某題材的重大意義，只怕寫不出什麼好作品來的。

我原本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可現實逐漸讓我明白，理想主義是最容易滑向頹廢主義的。頹廢自然不是好事，但頹廢到底還是理想幹癟之後遺下的皮囊。可現在很多人雖不至於頹廢，卻選擇了麻木，而且是連理想的泡沫都從未擁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我既不想頹廢，也不願麻木。我不準備遊戲人間，無論為文，或者為人。現在人們慣於把莊嚴和崇高當做滑稽可笑的事了，真正的莊嚴和崇高被漠視和嘲弄，而種種偽莊嚴、偽崇高卻被一部分人很職業地裝扮著。這部分人因為粉墨登場，手中便總是持有績優股票，可以經常收益紅利。我不情願被人嘲弄，也不想戴任何虛假的面具。

作小說是一件暴露自己靈魂的事。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寫作如何晦澀曲折，他的靈魂也會在作品中隱現。我自信我的靈魂見得天日，所以我作小說。如果有一天，我的血管裡流淌的已是腐臭的淤血，我的靈魂已被淤血汙染，我就不會再寫小說了。

祝福我的父親母親

——《梅次故事》序（書出版時因故未用）

《國畫》出版以後，我經歷了許多事情。本可將“經歷”二字改作“遭遇”的，卻怕招致無聊的議論。我也是快四十歲的人了，做人做事還是平和些吧。

正月初三，我上南嶽衡山朝聖，佛前長跪，心念明淨。佛我是無所謂信無所謂不信的，

總以為拜佛就是拜自己的靈魂。佛祖恕我！爾後我雲遊昆明、建水、大理、麗江，念念不忘洗心革面，超度新我。再爾後，我就消失了，同這個世界斷絕了聯絡。在南方某市的某個偏僻角落，我租了一間三樓的民居，埋頭寫這部小說。

這時，小說才寫了一半。寫得很艱難，常常放下來就是幾個月不去理會。內心太不寧靜了。躲了起來，同我為伍的就只有小說中的人物。什麼都不去想，只是寫作，我就氣定神閒。此前萬念，與我皆若浮雲。不停地寫，累了就睡，餓了就吃。我都寫了些什麼？多說就沒有意思了。作家於小說之外，本不該說太多話的。

房間沒有暖氣，冷得刺骨。本來有家賓館的老總要給我個房間做工作室的，我婉言謝絕了。我不想欠別人的人情，那裡也不是個可以讓我匿身的地方。我只好端著華碩手提電腦，坐在被窩裡寫作。床鬆鬆垮垮的，老吱吱地響。也許房東會奇怪我日夜躲在屋裡，足不出戶。這時候，掃黑風暴席捲全國，他們是否懷疑我是個在逃的黑老大呢？見我到底還算面目慈善，才沒有去報案吧。我將手機關了，可傳呼機總在我的腰間震動。是那些惦記著我的親人和朋友。我沒有回電話，請求他們寬恕我！

初稿完成了，我突然很想念老父老母了。在北京改稿近一個月，我便把父母從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