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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康熙三十八年奉敕撰。初，胡安國作《春秋傳》，張栻已頗有異議。朱子編《南軒集》，存而不刪，蓋亦以栻說為然。至元延祐中復科舉法，始以安國之《傳》懸為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吳澄作俞皋《春秋集傳序》，稱兼列胡氏以從時尚。明馮夢龍作《春秋大全凡例》，稱“諸儒議論盡有勝胡《傳》者，然業以胡《傳》為宗，自難並收以亂耳目”，豈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誤而從之歟？

欽惟聖祖仁皇帝道契天經，心符聖義，於尼山筆削，洞鑑精微。雖俯念士子久誦胡《傳》，難以驟更，仍綴於三《傳》之末，而指授儒臣詳為考證。凡其中有乖《經》義者，一一駁正，多所刊除。至於先儒舊說，世以不合胡《傳》擯棄弗習者，亦一一採錄表章，闡明古學。蓋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能蕩湔門戶，辨別是非，挽數百年積重之勢而反之於正也。自時厥後，能不為胡《傳》所錮者，如徐庭垣之《春秋管窺》、焦袁熹之《春秋闕如編》，響然並作，不可殫數。袞鉞之義，遂皦若三光。維風維草之效，誠有自來矣。臣等繕校之餘，為《春秋》幸，併為天下萬世讀《春秋》者幸也。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乾隆二十三年奉敕撰。以十二公為十二卷，莊公、僖公、襄公篇頁稍繁，各析一子卷，實十五卷。大旨在發明尼山本義而剷除種種迂曲之說，故賜名曰《直解》，冠以御製序文，揭胡安國《傳》之傅會臆斷，以明誥天下，與《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論《春秋》曰：“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王充之論《春秋》曰：“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蘇軾之論《春秋》曰：”

《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儒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朱子之論《春秋》亦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事，安有許多義例？”然則聖《經》之法戒，本共聞共見；聖人之勸懲，亦易知易從。自啖助、趙匡倡為廢《傳》解《經》之說，使人人各以臆見私相揣度，務為新奇以相勝，而《春秋》以荒。自孫復倡為有貶無褒之說，說《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貶，求其所以貶而不得，則鍛鍊周內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平義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尤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是編恭承訓示，務斟酌情理之平，以求聖《經》之微意。凡諸家所說穿鑿破碎者悉斥不採，而筆削大義愈以炳然。學者恭讀御纂《春秋傳說彙纂》以辨訂其是非，復恭讀是編以融會其精要，《春秋》之學已更無餘蘊矣。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通行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一名絳，字寧人，崑山人。博極群書，精於考證，國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為最。李光地嘗為作《小傳》，今載《榕村集》中。是書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賈逵、服虔之《注》、樂遜之《春秋序義》今又不傳，於是博稽載籍，作為此書。至邵寶《左觿》等書，苟有合者，亦皆採輯。若“室如懸罄”，取諸《國語》。“肉謂之羹”，取諸《爾雅》。車之有輔，取諸《呂覽》。田祿其子，取諸《楚辭》。千畝原之在晉州，取諸鄭康成。祏為廟主，取諸《說文》。石四為鼓，取諸王肅《家語注》。祝其之為萊蕪，取諸《水經注》。

凡此之類，皆有根據。其他推求文義，研究詁訓，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劉炫作《杜解規過》，其書不傳，惟散見孔穎達《正義》中。然孔《疏》之例，務主一家，故凡炫所規，皆遭排斥。一字一句，無不劉曲而杜直，未協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彌縫其闕失，可謂掃除門戶，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時惠棟作《左傳補註》，糾正此書“尨涼”一條、“大司馬固”一條、“文馬百駟”一條、“使封人慮事”一條、“遇《艮》之八”一條、“豆區釜鍾”一條。然其中文馬之說，究以炎武為是。棟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說但舉《漢書·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禮為鄰國闕”一條用服虔之說而不著所自。案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