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壓迫地區，處於越南戰爭、種族騷亂、水門事件、經濟滯脹、油價衝擊的時期，這是一個容易讓人感到束手無策的時代。20世紀70年代常常讓今天的我們想到不健康的迪斯科和更加糟糕的髮型，但它同時也是“性手槍”樂隊（Sex　Pistols）找到了觀眾的時代，他們一起回應著簡單的怒吼：沒有前途。“當美國正趨衰落時，”一名原“西風”成員後來說：“我們在衝浪。”當然，人們也可以在一箇中產階級聚居地的郊區感到束手無策……正如坦普爾頓和他來自破碎家庭的朋友們那樣。

叛逆的真正吸引力不僅僅在於個人主義：自力更生能夠打敗這種無助。另外，因為擔當著真實生活的典範，滑板運動者們被描繪成從空白中創造出什麼的人……並且這樣做的同時，並沒有希望從別人那裡得到幫助。腳踏滑板的叛逆者體現了在內心深處我們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加入就是超越

當然，以上只是現代生活基本不安的一半。另一半是想要成為某種更大的團體中的一分子。對滑板叛逆者的大多數討論並沒有著重於這一方面，這似乎是對個人主義的追求，但它的確存在，而且至關重要。

當營銷人員談論著現代消費者彰顯個性的願望時，他們其實在奉承和迎合我們，並且使我們感到害怕。因為我們知道個性的相反面是：順從。這是可怕的事情。沒有人願意像20世紀50年代斯隆·威爾遜（Sloan　Wilson）的著名小說中那個穿著灰色法蘭絨西裝的人，或者一個現實生活中的順從者，就像威廉·懷特（William　Whyte）在他同一時期的小說《組織人》（The　Organization　Man）中所表述的那種被社會壓制了個性的人一樣。

正在進行的抵抗灰色法蘭絨文化現象中比較奇怪的是，作為一個實際的社會問題，它早就消失了。正如作家埃倫·霍特（Alan　Ehrenhalt）指出的，組織人“將開始的錯當成了結束的”，也證明了什麼是“很長一段時間內民族凝聚力的最後行為”。事實上，懷特所描述的從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50年代這幾十年來全社會的“團結”，這其後跟隨著幾十年的不團結。在2000年有影響力的書籍《獨自玩保齡球》（Bowling　Alone）中，社會學家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提出，自20世紀60年代末，出現了“社會資本”的明顯減少。他是這麼定義“社會資本”的：“個人之間的聯絡……社會網路和互惠的規範，以及從中產生的信任度。”他認為有用的社會資本網路，如民間團體和其他形式的傳統團體，是生活在20世紀的美國人的中心……從教師…家長協會，到以打撲克為主形成的鄰里關係……已逐漸萎縮並消失。就在《獨自玩保齡球》的第一頁，某服務組織的全國會員主任簡潔地總結了這一切，“現在的孩子們，”他指出，“根本不參加社交活動。”

與此同時，崇拜個體一直是一個重要的主題，貫穿20世紀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直到今天。雖然每個時代的情況略有不同，但是那種實際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表現著社會團體的東西……像終身僱用、退休金和醫療保險等……正在悄悄地消失。我們現在知道可以期待的變化不只是工作，還有職業，而且可以變化很多次。我們大多數人即使想要成為穿著灰色法蘭絨西裝的人，也無法找到一種方法來達成。

第二章　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稻草人（4）

這使我們又回到埃德·坦普爾頓。在我2005年第一次採訪他後不久，我去了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奧蘭治縣藝術館，去看他的一些藝術作品和攝影作品。通往那裡的道路非常乾淨、整潔，表明這是環境得到治理的郊區。當我進入博物館時，很難錯過和這種讓人舒心的整潔極不協調的，巨大的、對抗性的壁畫，它是為流行文化作宣傳的傳奇街頭藝術家謝·費爾雷（Shepard　Fairey）的那種風格。當時是晚上8點30分左右，龐大的停車場幾乎被停滿了車。當時正是名為“輸得漂亮的人”的展覽的開幕舞會，博物館的大廳裡擠滿了人。

“輸得漂亮的人”是拒絕迎合主流商業的一個傑出典範。畫廊前面展出了一些如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中堅樂隊黑旗（Black　Flag）的專輯封面；玻璃櫃中展示著幾十本手工製作的專業愛好者雜誌。畫廊的後部，100個滑板被排列成行，一直達到9�14米高處的天花板，上面的裝飾不僅出自藝術家（如費爾雷）之手，而且還出自幾位成立非法滑板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