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山陣地增加輕重機槍10餘挺，以猛烈火力，阻止突擊部隊前進。前敵總指揮部為爭取拂曉前殲滅該敵，避免天明後敵地面和空中增援趕到，即令山炮營向前推進，集中火力摧毀女兒山敵機槍陣地，裝甲車掩護步兵攻擊前進。敵陣地不久即被摧毀，裝甲車及步兵由東南土山口衝入，騎兵團亦攻佔北山，控制了飛機場，並將敵後路切斷。此時，偽蒙軍官兵20餘人，在戰場起義，調轉槍口向日軍指揮官射擊。勝島角芳和偽蒙軍師長穆克登室見大勢已去，慌忙乘汽車逃竄。攻擊部隊乘敵混亂，展開分割包圍。

激戰至24日上午，全殲日偽軍，收復了百靈廟，共斃敵300餘人，其中日軍20餘人，傷敵600餘人，俘敵400餘人，繳獲大量武器裝備。

12月3日，日偽軍集中4000餘人反攻百靈廟被擊潰，斃傷日偽軍500餘人，俘敵200餘人，並擊斃其副司令雷中田。12月9日，收復日偽軍進犯百靈廟的根據地大廟，至此，百靈廟戰役全部結束。12月17日，匪首王英部所屬安華亭、王子修兩旅長率部反正。

收復百靈廟的訊息傳到全國各地，各報紙紛紛刊發號外。人心振奮，萬眾歡騰，各地人民發起了援綏抗日運動。國內外向綏遠前方抗日將士祝賀與慰問的電信，如雪片飛來。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漢等大城市的人民團體代表，攜帶慰問品和捐款，到前方慰勞軍隊。南京救國會，推動國民黨政府中的上層人士如孫科、張繼等發起援綏抗日運動，於是在南京召開了各界人士參加的援綏大會，大會透過成立“首都各界援綏後援會。”這次大會使南京的救國運動出現了新高潮。

11月21日，紅軍領袖毛澤東、朱德在發給傅作義將軍的賀電中說：“足下孤軍抗日，迭獲勝利，日偽軍不能越雷池一步，訊息傳來，全國歡騰，足下之英勇抗戰，為中華民族爭一口氣，為中國軍人爭一口氣”。＇《紅色中華》1936年11月23日。＇　中國共產黨還派包括南漢宸在內的代表團等，赴綏慰問。全國各界給前線部隊捐贈的慰問金共200餘萬元。

第二編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運動高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第四節　國民黨內部的分化

一、國民黨內抗日反蔣勢力的興起和英、羨派同親日派矛盾的激化

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日益加強，蔣介石頑固推行對外妥協、對內用兵的錯誤政策，使中國面臨存亡的危機，國民黨內部和軍隊內部分化出一部分愛國人士和要求抗戰的愛國將領，他們積極主張抗日，要求蔣介石更改錯誤政策。

1932年，以蔣光鼐、蔡廷鍇為首的第19路軍，不顧國民黨對日不抵抗的政策，毅然進行了英勇的上海抗戰。

1933年5月，馮玉祥、方振武等愛國將領，激於民族義憤和政府的屈辱退讓，毅然組織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奮起抗日。同年11月，第19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反對蔣、汪“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他們與國民黨的愛國民主人士陳銘樞、李濟深以及第三黨黃琪翔等人聯合，於11月20日在福建發動反蔣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佈反蔣抗日。上述愛國抗日的行動，雖然都遭到國民黨的破壞和鎮壓，但抗日反蔣的勢力在進一步發展。

1935年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後，馮玉祥首先表示響應，提出聯俄聯共抗日的主張。1935年9月，國民黨召開四屆六中全會，馮玉祥公開質問何應欽：“為什麼不立即發動對日作戰？還要等些什麼？”馮玉祥還積極從事抗日救國工作。毛澤東1936年12月5日在寫給馮玉祥的信中，高度讚揚了他的抗日精神。信中說：“從報紙從廣播從滬寧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義憤，雖沒有和先生見面，等於見了一樣。”“在亡國慘禍面前，不分黨派信仰將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經地義。”“目前急務似無急於停止內戰。”＇《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頁。＇　馮玉祥在積極從事抗日救國活動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6年6月1日，國民黨廣東實力派陳濟棠和廣西實力派李宗仁，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聯席會議，決議呈請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抗日，並以“冬（2日）電”致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稱：“日人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規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經濟侵略，武力侵略，同時邁進。瞻念前途，殷憂曷極。屬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