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國民生計不無利益。並多派學生赴西國學習器藝，多借洋債，與英人暗結黨援，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藐視中國，吞併琉球，且有窺犯臺灣之意。”最後，林義哲得出結論：“泰西雖強，尚在七萬裡以外，日本則近在廣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之大患！”

但遺憾的是，林義哲的這一認識並不是大清朝高層和主流知識分子的共識，清廷高層的看法已如上述，將日本的威脅建立在否定其改革的基礎之上；至於知識分子層面，更是充滿了這樣的誇誇其談：

“……往者，日本國王改姓二千年，國中七十二島國，島國各主為列諸侯。天皇篡國廢其前王，又削各島主權。島主懷疑失柄，遺民念舊蓄憤，常望一旦有事，乘隙蠡起。彼昏不悟，尚復高麗怨，國中改西服，效西言，焚書變法。於是舉國不便，人人思亂。”

寫下這段文字的人，應該是對日本有一定了解的人，但即便如此，仍然將日本天皇與幕府將軍混同，將日本的明治維新視作單純的中國式的改朝換代，進而全盤否定了日本的西化改革。建立在這一認識基礎上的“海防論”，大方向自然正確，其內涵卻未免有許多荒誕之處。

“六爺。”文祥輕輕把玩著手中的酒杯，反問道，“聽聞那林鯤宇在海外時，曾經上了一折，建議朝廷於科考中專設一科，以作育洋務幹才，可有此事？”

“是有此事”，恭親王點頭道，“林鯤宇在折中言道：‘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只可惜……”

“只可惜朝廷不允，是麼？”文祥介面道。

“惜乎萬金之策，朝廷卻不能用！”恭親王頜首道，“但此事於倭人之患何干？”

“六爺可知，此時日本國內有多少西洋小學塾麼？”文祥放下酒杯，向著恭親王伸出一根手指道，“近萬所！”

“近萬所！？”恭親王不由得驚撥出聲，“如此一來，豈不是日本國內之蒙童，已經皆習西學？”

“正是如此！”文祥用力點頭道。

文祥現在已經明白，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基本國策其實首先是“教育立國”以求知識於世界，而後才是在此基礎上的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

“同治十一年，就是去年，日本既已在其中樞設立所謂文部省來改革全國之教育，即廢除各地專攻儒學之藩塾，設立教授西學之新式學堂……”文祥又向恭親王伸出三根手指，“自幼童而至青年，共分小、中、高等及大學堂四等，其所教授之學術由淺入深，但皆為西洋之學。”

“而今日本國內就已經有小學堂約萬所，中學堂近百所，高等學堂和大學堂合計十餘所。六爺……”文祥抿著嘴向恭親王點了點頭，“我大清國內，如今可有一所西式小學堂否？”

“我不說，六爺也明白，若要國家興盛，首在人才！國事尚可不論，單以新式水師論，我船政水師學堂一年招生不過數十人，且入學後還尚需一年光陰來修習算術、繪圖等課，可這卻只是日本國內幼童在小學校時便已精熟的基礎課程！”文祥的眉頭已經緊緊地擰在了一起。

“僅以這人才作育一項而論，六爺，我大清和日本孰優孰劣，還需多言麼？”

“倭人之所謂維新，也不過僅僅數年而已！”恭親王似乎還沒有從剛剛的震驚中走出來，“我大清的洋務，自咸豐十一年（1861年）的《統計全域性折》起，迄今已有十餘年光陰，如何竟會被日本一個蕞爾小國超越於前，幾近望塵莫及？”

文祥靜靜的看著滿面落寞之色的恭親王，卻絲毫找不到開解他的理由。

開解於他，便等於是自欺欺人！

而文祥之所以得知這一切，便是在他看了林義哲的摺子之後，以總理衙門的名義向林義哲發函問詢，林義哲專門寫了一本名叫《東瀛紀略》的小冊子回覆，他從這本冊子當中得來！

“六爺可知，倭寇之自強，看似始於同治年間，但若要究其根本，卻可上溯至乾隆年間了。”文祥道。

“乾隆年間？”恭親王驚訝的抬起了頭，“會有那麼早？”

“確是如此。”文祥先是打了個酒嗝，而後才用力點了點頭——至現在為止，日本人的明治維新的確只搞了幾年，可是除了林義哲之外，並沒有幾個中國人知道，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知識界的學術和輿論準備乃至“西南四強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