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為另一方，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連續數日爭得面紅耳赤，每次都不歡而散。2月11日下午，葉劍英質問陳伯達、康生、張春橋：“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啊！”徐向前激憤地敲著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軍隊這樣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們這些人乾脆回家種地去！”積壓在老帥胸中的憤懣情緒迸發了。

兩位老帥慷慨陳詞，康生、陳伯達等人望而生畏。不久，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等人也發了火。江青得知後暴跳如雷。這次事件後來被稱之為“大鬧懷仁堂”。

其實，一向以“沉穩、內向、含蓄”著稱的徐向前，本身就是個血氣方剛的人，只是他“少年老成”，慣於剋制自己。

紅四軍反三路圍攻期間，張國燾藉口部隊“不純”，進行“大肅反”，名單由他和陳昌浩及保衛局掌握，說抓誰就抓誰。有許多英勇作戰的指戰員被誣為“反革命”，被抓被殺。有的部隊一個山頭守不住，指揮員就成了“反革命”，關押起來，嚴刑副供，株連一大片，殺頭的殺頭，罰苦工的罰苦工。紅九軍二十三團政治委員陳海松年僅20歲，作戰勇敢，是個優秀幹部，也被保衛局列入黑名單，要抓起來。徐向前得知後氣憤地給陳昌浩打電話：“同志，你們想幹什麼？我們的部隊從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過來的，哪來那麼多‘反革命’嘛！

現在弄得人心惶惶，仗還打不打呀！命還要不要呀？”由於他的力爭，保護了陳海松等人。

但是，在那個非常時期，內憂外患的徐向前不得不從大局出發，剋制自己的個性，盡力團結同志，特別是搞好領導階層內部的團結，以求一致對外。1935年8月初，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了擴大會議。會後，徐向前從張國燾和陳昌浩的談話中聽出，會上又發生過不愉快的爭執，張國燾對中央領導很不滿意。徐向前說：“這些事情我管不了，現在的問題是部隊在這裡沒有糧食吃，吃黃麻吃得嘴都腫了，我們不能呆在這裡捱餓，得趕快走。等找到有糧吃的地方，你們再爭吵去！”作為一名軍事指揮員，政治上的紛爭他插不上手，也不想插手。他更多的是關心戰事和戰士，關心如何消滅敵人儲存自己。眼看許多革命戰友闖過了敵人的槍林彈雨，卻沒有躲過自己人的明槍暗箭，他痛心而無奈。當時，就是朱德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帥，在被迫同張國燾南下之後，也幾乎過著被張“軟禁”的生活，險些被害。朱總司令後來回憶起這段歷史的時候說：“那段時間張國燾造反。我們當時的處境很困難。但碰上困難有什麼辦法呢？堅持吧！”“他那幾天想叫下邊互相打架，下邊有人要打架，我反對。我對他說：

我們現在是如何支援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們都要命。我威脅他，打架被制止了。”“這時他又搞了個‘中央’，我說：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贊成。我按黨員規矩，保留意見，以個人名義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

一直和他鬥，我們人少，但理直氣壯。我們的辦法是，他搞他的，我們做我們的工作，只要革命，總會到一塊的。”

（《徐向前傳》）徐向前和朱德一樣，“求大同，存小異”，為避免“內訌”，忍屈含冤，堅持革命。

當文化大革命的急風暴雨鋪天蓋地而來之時，徐向前和許多同志一樣，對這場突如其來的“革命”，缺乏思想準備。

加上他長期臥床養病，本來就對政治變故不敏感的徐向前就更搞不懂了。但他搞了一輩子軍事，懂得軍隊不能亂，涉及到國家安危。他被迫“闖宮”，只是出於作為一名“保家衛國”的軍人，捍衛自己天職的良心。

總政治部主任肖華為躲避“造反派”的揪鬥和人身汙辱而東躲西藏，原全軍文革組長劉志堅被無緣無故地打為“叛徒”，滿懷赤誠之心的老帥先後被打倒這一系列的反常事件使他震驚，也使他警醒。“肅反”時張國燾的醜惡表演浮現在他的眼前；因一再遷就陳昌浩的錯誤主張而導致悲壯西征的慘痛教訓湧上他的心頭。當年的顧忌已經不存在，多年的隱痛和愧疚使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他拍案而起。

“突變”的不是徐向前的性格，環境和場景變了，時代不同了。徐向前還是徐向前，“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他的血管裡奔湧著軍人的血液，也有書生的血統。

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挑唆下，不明真相的毛澤東暴怒了。1967年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曉，毛澤東召開會議，盛怒之下大發雷霆：“要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