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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元帥後來評論說：　“曾中生同志在上海期間，看過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一些工作報告，對毛澤東、朱德同志的建軍思想和建立根據地的經驗，十分重視。他起草的這個報告，反對遠離根據地攻打安慶，主張依託根據地群眾的強固基礎逐步向外發展，是符合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徐向前：　《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頁。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儘管徐向前、曾中生向中央作了報告，詳細地闡述了變東進為南下的正當理由，他們在信中還是不得不寫上：　“這是否是錯誤，是必然要請中央指示的。”③

張國燾得知紅四軍攻克英山後，其領導人沒有按照中央分局、軍委會的決定東出潛山、太湖，威逼安慶，大為惱怒，連續三次寫信給予嚴厲批評，指出紅四軍出武穴的行動不能完成打擊敵人要塞援助中央蘇區的任務，在政治上是根本錯誤的；出武穴是脫離後方無陣地，是無把握的作戰，也是錯誤的；不以政治任務為重，而以經濟為目的，也是錯誤的。總之：　“放棄援助中央蘇區，拒抗分局指示，放棄後方赤區，給敵人以良機緊攻中央蘇區，給敵人以可能擾亂後方赤區與秋收，使後方二百萬群眾不能安全秋收，這樣解決經濟問題，是工農紅軍絕不出此，是負責黨與蘇維埃的使命來領導紅軍的同志絕不應當如此。”信中要求部隊立即北返，“不能有絲毫的停留”。《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370頁。

紅四軍領導人事先曾預料，南下的行動將可能招來麻煩，但認為只要申述正當的理由，即使有麻煩也不會太大。然而，接到張國燾的信後，他們從字裡行間異常嚴厲的批評語氣中，才真正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當即命令撤除葉家灣之圍，率軍北進至英山以南的雞鳴河。

鑑於張國燾如此急迫的命令和咄咄逼人的態度以及指戰員們對突然撤葉家灣之圍非常不滿的情緒，紅四軍領導人一面總結南下以來的工作、建立鄂東臨時特委領導蘄黃廣地區鬥爭的經驗教訓，一面於9月4日在曾中生主持下召開支部書記、指導員以上的活動分子會議，討論張國燾的來信（來信署名為中央分局、軍委會）。這就是紅四軍歷史上著名的“雞鳴河會議”。

會上，絕大多數人認為，紅四軍南下中已取得了重大勝利，應繼續留下，恢復原蘄、黃、廣根據地，並在長江北岸積極活動，牽制敵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據地反第三次“圍剿”的行動。而且，鄂豫皖根據地周圍的敵人尚無發起新的“圍剿”的跡象，老區糧食和物資供應又相當困難，調四軍北上是不適宜的。會議在群情激憤的情況下，透過了給中央分局的“申明書”，並決定派軍政治部主任劉士奇回到新集，向中央分局陳述意見。徐向前：　《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頁。

紅四軍給中央分局的申明書實際上是對中央分局指責的反駁。信中認為：　中央分局給紅四軍的指示“是根本不合事實的。我們除在組織上採取絕對服從，立刻開向福田河一帶待命外，在政治上有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軍委會作極誠懇的申訴之必要”。針對中央分局對紅四軍的四點批評即：　沒有執行進攻安慶威脅南京的決定而出武穴是放棄了援助中央蘇區的政治任務；由英山出黃、廣往武穴而援助中央蘇區既不能而又脫離後方陣地；陳調元力量弱，可乘英山之勝直抵安慶，而出黃、廣夏鬥寅力量強，而前者地勢優過後者，後者軍事或有危險更是不值；經濟問題成為中心，而不從政治上去解決經濟。，申明書說：　“我們再四考慮，認為分局這種指示，完全憑藉片面的根據和純從主觀的出發，與我們前方行動的事實意義和客觀環境是絕對不相符合的。”“我們深深認為配合中央蘇區紅軍的行動，是要以佔領敵人要害打擊敵人主力兩者並重，而且在今日技術拙劣的紅軍，其戰略目的應後者超過於前者；同時要能真正的鞏固自己陣地向敵人作有準備有把握的進攻，尤其是要整個蘇區有全盤的計劃與準備工作，才能集中主力向外發展，而更有全盤部署進攻有力陣勢。如此，才不至因為一區域性問題而牲傷全部計劃。這樣與那絕對沒有準備而發出命令去佔領大城市和空喊進取安慶，威脅南京的主張，絲毫不相同的。”《紅四軍給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