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兩者必須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方能使社會保持著一種合理、公正的狀態；否則，便會造成畸形化的狀態。如果只是從其中的一個方面來判斷社會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則勢必會走入以偏概全的誤區。比如，有的學者採用當時美國社會學界公認的社會不平等的分析框架，亦即從階級分化、結果不平等、機會不平等這樣三個維度來分析中國的社會分層體系，從而得出了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分層體系較之改革開放以後的社會分層體系具有合理性的片面結論。

由於平等和自由不可能總是處在一種平衡、協調的狀態，這就對一個社會產生了十分複雜的影響。具體到中國社會尤其是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平等和自由之間關係的具體狀況，成為影響中國階層結構化過程中的重要變數。這個變數在很大程度上規定或影響著中國社會分層體系的具體狀況和基本趨向。

自建國以來，隨著時代條件的急劇變化，平等和自由在中國社會也經歷了一個跌宕起伏的過程，表現出某種十分明顯的畸輕畸重的情狀。從某種意義上講，在改革開放以前，人們初步獲得了平等，但同時卻在不小的程度上喪失了自由；在改革開放後的一段時間，人們初步獲得了自由，但同時卻在不小的程度上喪失了平等。而缺少自由的平等不可能是真正的平等；缺少平等的自由不可能是完整的自由。畸輕畸重的平等和自由，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十分複雜而深遠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中國社會透過純而又純的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以及高強度的社會動員等多種十分有效的方式，透過國家全面壟斷社會經濟資源並實施再分配，從而實現了大面積的社會平等：以往階級之間嚴重的不平等現象被消除，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成為整個社會的主導性力量，占人口1/2的女性獲得瞭解放，大眾教育迅速普及，等等。這種平等曾經對中國社會產生過巨大的積極影響。但是，由於當時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並且階級鬥爭理論成為主導性的、絕對的意識形態，所以，這就極大地限制了社會成員作為個體人的自由，同時也使得平等逐漸地喪失應有之義。具體來說，這至少造成了兩個十分有害的結果。一個結果是嚴重的人身依附性和隸屬性。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國家對社會經濟資源進行全方位的控制，公權幾乎得到無休止的擴張，個體人必須依附於某個單位或公社，而不可能擁有自我選擇的空間，甚至不具有自主流動的權利；況且，從當時的階級分析理論出發，顯然是階級利益高於一切，個人只不過是階級的附屬物，所以，在涉及到國家、集體同個人的關係問題時，毫無疑問的是前者對於後者的絕對優先位置，為了前者的利益哪怕是最小化的利益，也可以犧牲後者最大化的利益。另一個結果是，形成新的身份等級制。計劃經濟體制透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將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分為兩個在生活及工作待遇上有明顯差別的、十分不平等的身份系列；而基於當時階級分析理論，則形成了以個人的政治成分和“家庭出身”為依據的先賦性的階級身份系列，這種不平等的階級身份系列將所有的社會成員都包括進去，並以特定的政治檔案管理相配套，從而直接影響著每位社會成員的發展前途。嚴重的人身依附性和隸屬性以及新的身份等級制直接損傷了社會的活力，妨礙了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

中國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趨向（4）

改革開放以後的一段時間，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瓦解、多種經濟成分的出現以及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隨著“以階級鬥爭為綱”錯誤提法的被摒棄，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建立，社會經濟資源壟斷的局面明顯鬆動，社會中的自由流動資源出現並增多，社會成員的自由流動空間迅速擴充套件。與之相適應，中國民眾原有的人身依附性和身份系列開始瓦解，社會成員開始具有了自我意識，具有了自主選擇的可能，其自由的程度開始大幅度提高，社會的創造力得以大幅度提升，社會財富的創造源泉得以大面積湧流，這就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中國人民正是透過基於自由的創造，初步有效地突破了原有身份、地域、行業以及所有制等方面的人為限制，推動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巨大進步，推動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巨大變革。

同時還應看到，這個時期人們所得到的自由只是一種初級的自由，是一種缺乏在制度和政策層面上能夠對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提供保護的自由，而遠遠不是制度化了的自由，因而不可能具有長期穩定的意義。就總體而言，中國社會這一時期的自由同嚴格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缺乏必然的聯絡。中國改革初期的自由空間並非市場經濟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