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評價，在反胡風運動中，辦同人刊物就成了胡風“組織反動小集團（後上升為‘反革命小集團’），與黨爭奪領導權”的“鐵證”。這樣一種對民間同人刊物的禁令，在鳴放期間開始受到質疑；江蘇的高曉聲、葉至誠、方之等青年作家並已開始行動，籌劃創辦《探求者文學月刊》，明確宣佈“我們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藝術傾向”，“我們將在雜誌上鮮明地表現出我們自己的藝術風貌”。轉引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386。但反胡風“反革命小集團”的記憶猶新，大多數人還是視同人刊物為“異端”，不敢問津。現在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竟然想在北大這樣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全國的敏感地帶辦同人刊物，自然會引起許多的疑懼。　txt小說上傳分享

燕園的三個學生刊物（9）

而且發起者還不諱言，他們要與團委領導下的《紅樓》“對著幹”。《廣場》的起名本身就包含了這樣的意思，其主編張元勳（他剛剛與《紅樓》的大多數編委發生思想上的分裂）這樣解釋說：作為五四運動發源地的北大，有兩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物，一是紅樓，另一個就是民主廣場，它是民主力量集合的地方。北大團委、學生會辦了《紅樓》，我們就辦《廣場》。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收入《沒有情節的故事》，頁500。而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這樣的“對著幹”，在許多人看來，其目標自然就不只是對著《紅樓》而已，它的難產從一開始就是註定了的。

首先遇到的就是經費問題，在國家、集體壟斷了一切資源以後，本來就斷了同人刊物的活路，何況這些年輕人幾乎是身無分文。據陳奉孝回憶，他和譚天榮都把自己除書以外的東西都賣了，最後自己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單衣和一條線毯子。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收入《沒有情節的故事》，頁504。這仍然是杯水車薪，只得向師長求助：馬寅初校長本已同意資助，後得到“提醒”而作罷；幾位教授（傅鷹、吳組緗等）因對學生的意見存有懷疑，且經濟並不富裕，也未解囊。萬般無奈，只得直接向全校同學發出“救救孩子”的悲壯呼喊。而且也果真有效：據後來批判者公佈的材料，同學預定了1786份雜誌，共付款357元，個人捐款與借款則有486元，加上後來《廣場》（油印本）售出400本，獲資40元，共計約883元，這在當時也勉強可以支付購買紙張、製版、油印的費用了。洪成得：《廣大同學與〈廣場〉反動小集團的鬥爭》，收入《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當然，最“可疑”的，還是《廣場》組織者、發起人：他們全是校園內最激進，也最有爭議的人物，以後都成了“大右派”。最初，這些校園裡的激進人物是分別聚集在幾個論壇上的，著名的有陳奉孝、張景中、楊路（數學系學生）等人的“自由論壇”，劉奇弟（物理系學生）、崔德甫（中文系學生）的“百花壇”等，還有的是“遊兵散勇”，如譚天榮（物理系學生）、王國鄉（中文系學生）、龍英華、葉於勝（哲學系學生）等。由於他們總體上都處在孤立的狀態，於是就有了聯合的要求，並因此於5月29日成立百花學社——這幾乎是建國以後第一個未經請示、批准，自行成立的學生社團，同時決定創辦自己的刊物，後又聯合了因《是時候了》一詩而在全校很有影響的張元勳、沈澤宜，以他們為正副主編：這就是《廣場》的由來。因此，在反右運動中就有了這樣的說法：“它實際上已經成了我校右派的一個大本營”謝自立：《〈廣場〉反動小集團的反動本質》，收入《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如果去掉意識形態的評價，應該說這是大體符合事實的。

問題是他們的辦刊宗旨與主張。在由主編張元勳起草的《發刊詞》裡，明確提出要推進“社會主義時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文化”，宣稱“我們的廣場期待著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文藝復興的到來”。《廣場發刊詞》，收入《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頁19、20。在同樣表達了《廣場》同人意願的《北大民主運動紀事》裡，則聲稱以“五·一九”為開端的運動，是一個“青年人掙脫一切束縛，爭取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是東方文藝復興的序幕”《北大民主運動紀事》，收入《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頁27。。

這裡，要推動“社會主義的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促進“社會主義文藝復興”的宗旨是十分明確而自覺的。具體地說，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