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22日）

吳宓是一位頗有儒家風範的學者，儘管他有一顆為情所困的內心。小偷偷了他的西服，他就穿舊式的長袍和夾克。他走路時總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堅持走直而窄的路，絕不抄近路橫穿草坪。下午三點的約會，他會在兩點五十出現，但禮節意識不允許他在三點整之前敲門。

吳宓為了生活中的小事煩惱，葉公超借了他的錢，卻忘了還。《吳宓日記》1938年2月25日說：“公超陪宓至交通銀行，以國幣三十五元，換得港幣三十二元，公超借去宓港幣十元10H．K．（始終未還）。”是不是在這方面有了教訓，此後，吳宓借給別人錢要催人還。他說：“我應當催他還，這是幫助他，怕他萬一忘掉成為品德上的汙點。”大概是受了《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的啟發。因為債款放了出去，往往丟了本錢，而且還失去了朋友。

當然，吳宓心中永遠的永久的痛就是毛彥文，他經常與賀麟、浦江清等人談他心中的遺憾與矛盾。1943年8月20日，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吳宓於昆明寫下一首五言長詩《五十自壽》，對毛彥文的感情一如既往：平生愛海倫，臨老亦眷戀。世裡音書絕，夢中神影現。憐伊多苦悲，孀居成獨善。孤舟泛黃流，群魔舞赤縣。歡會今無時，未死思一面。吾情永付君，堅誠石莫轉。相抱痛哭別，安心歸佛殿。即此命亦慳，空有淚如霰。

吳宓的內心深處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他的靈魂對愛情也有宗教般的執著，他的性格里的偏執和猶豫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他在昆明結交的任何一個人，都不曾瞭解他靈魂裡的孤獨和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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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離開聯大的“難言之隱”（1）

錢鍾書1937年從牛津畢業後，又去法國巴黎大學做研究，本想攻讀博士學位，但後來放棄了。1938年，錢鍾書將要回國時，不少大學想聘他，最後，還是他的母校清華大學佔了上風，當時竭力促成錢鍾書回清華任教的是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請錢鍾書來西南聯大教書的除了馮友蘭，還有錢鍾書的老師吳宓。

西南聯大聘請錢鍾書為教授，在外文系執教，是破格聘請的。其時，錢鍾書剛過28歲。馮友蘭給梅貽琦的信中說：“弟意名義可與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華羅庚條件如何？錢之待遇不減於此二人方好……”

1938年10月下旬，錢鍾書抵達昆明，他為聯大外文系學生開了三門課：大一英文（六個學分）、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四個學分）、現代小說（二個學分）。

在許淵衝的印象中，“錢鍾書先生讀中文書、外文書數量之多，冠絕一時”。在何兆武的印象中，錢鍾書眼界極高，一般人難入其法眼，與同事相處並不好。當時《大一英文》分3個組，A組的陳福田注重美國英文，B組的錢鍾書注重英國英文，C組的潘家洵注重中文翻譯。在學生中最受歡迎的是潘家洵，很多人在窗子外面聽他的課，聽他翻譯易卜生的作品。許淵衝聽過錢鍾書的大一英文課，他記錄了錢鍾書上課時的情形：“錢先生只說英文，不說中文；只講書，不提問題；雖不表揚，也不批評，但是臉上時常露出微笑。”許淵衝還記得課堂上的一個細節：當時昆明的電影院正放映莎士比亞的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錢鍾書微笑著說：“有許多人看了這部電影，男的想做羅密歐，女的想做朱麗葉。”錢鍾書口才極好，人很風趣，許淵衝說，錢先生妙語如珠，大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慨。

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和現代小說是為高年級的學生開設的選修課。據王佐良的回憶，錢鍾書第一天上課時，葉公超親自至教室介紹錢鍾書，說錢是他的學生，得意之狀，喜形於色。吳宓借閱了李賦寧記錄的這兩門課程的筆記，對錢鍾書授課非常佩服。由此可見，聯大的教授都是愛才的。

錢鍾書住文化巷11號，鄰居有顧憲良、周珏良、李賦寧、楊武之等人。此時，楊絳在上海，夫妻兩人異地分居，錢鍾書自然想念妻子和女兒。錢的《昆明舍館作》第一首、第二首是懷人的：萬念如蟲競蝕心，一身如影欲依形。十年離味從頭記，尓許淒涼總未經。屋小簷深晝不明，板床支凳兀難平。蕭然四壁埃塵繡，百遍思君繞室行。

聯大在文化巷的宿舍很小，錢鍾書說“屋小如舟”，他為棲身之所取了名為“冷屋”，寫了一系列嬉笑怒罵的妙文，輯為“冷屋隨筆”。錢鍾書在此寫的隨筆《一個偏見》開頭說：“偏見可以說是思想的放假。”錢鍾書本人有沒有傲慢與偏見呢。

錢鍾書離開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