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感。

我的“皇帝夢”又做起來了。我非常關心各方面的訊息，我進一步把希望放在屠殺自己同胞的日本軍隊身上。日軍全部佔領了熱河之後，我曾大擺慶功宴席，慰問武藤和參加作戰的日軍將領們，祝他們“武運長久”，“再接再厲”。後來有一路日本軍隊佔領了距北京只有百里之遙的密雲，即按兵不動，我對此不禁大感失望。這時鄭孝胥告訴我，日軍佔領華北以至華南只是遲早間的事，當務之急還是應該先辦滿洲國體問題。他又說，此事之決定，不在關東軍而在東京方面，他已聽說東京元老派許多人都是主張我正位的。聽了他的話，我覺得應該派個人到東京從側面去活動一下，至少應該打探些訊息來。

接受這個使命的是我的警衛官工藤忠。此人即陪我從天津到東北來的工藤鐵三郎。他在清末時即跟隨升允，在升允後來的復辟活動中，他是積極的贊助者。我在旅順時，他不像上角和甘粕那樣以軍方代理人的面目出現，而是處處站在我一邊說話，甚至背地裡還表示過對關東軍的不滿。有一次，我看到杯子裡的茶水似乎顏色不對，怕有人下了毒，要叫人拿去化驗一下，這時工藤立即端起杯子把茶喝了一口。我當了執政之後，他是惟一呼我為“皇上”的日本人，並且時常表示不滿意關東軍的跋扈，時常表示相信我定能恢復“大清皇帝”的名位。他所表現出的忠心，簡直不下於最標準的遺老，因此我賜他改名為“忠”，拿他當自己家裡人看待。他也感激涕零地表示誓死效忠，永世不變。他接受了我的使命，去了不多時間就回來了。他在日本見到了南次郎和黑龍會的重要人物，探聽出軍部方面當權人物是同意實行帝制的。根據他的訊息，我相信時機是快到了。

一九三三年的十月間，工藤的訊息得到了證實。繼任的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說，日本政府準備承認我為“滿洲帝國皇帝”。

我得到了這個通知，簡直樂得心花怒放。我考慮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準備一套龍袍。

龍袍從北京的太妃那裡拿來了，但是關東軍卻對我說，日本承認的是“滿洲國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我不能穿清朝龍袍，只能穿關東軍指定的“滿洲國陸海空軍大元帥正裝”。

“這怎麼行？”我對鄭孝胥說，“我是愛新覺羅的後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說北京的宗室覺羅都要來，看著我穿洋式服裝登極算什麼？”

“皇上說的是。”鄭孝胥不住地點頭，望著攤在桌上的龍袍。這位一心想做“後清”丞相的人，大概正盤算著正一品珊瑚頂和三眼花翎，最近以來對我順從得多了。他點頭說：“皇上說的是，可是關東軍方面怎麼說？”

“給我交涉去。”

鄭孝胥走後，我獨自欣賞著榮惠太妃儲存了二十二年的龍袍，心中充滿了感情。這是光緒皇帝穿過的，真正的皇帝龍袍。這是我想了二十二年的龍袍。我必須穿它去登極，這是恢復清朝的起點。……

我的頭腦還沒冷過來，鄭孝胥就回來了。他報告說，關東軍堅持登極時要穿元帥正裝。

“你是不是交涉過？”

“臣豈敢不去。這是板垣親自對臣說的。”

“這怎麼行？”我跳起來，“登極之前要行告天禮，難道叫我穿元帥服磕頭祭天嗎？”

“臣再去跟板垣說說。”

鄭孝胥走後，胡嗣瑗過來提醒我，要爭的不是服制，更重要的是跟軍部說，要任免官吏的決定權。如果這問題解決了，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也沒什麼不好。

其實胡嗣瑗同我一樣，都不明白日本要這個帝制，不過為了使我更加傀儡化，為了更便利於統治這塊殖民地。皇帝的名義哪裡會給我帶來什麼權力，我這樣的人又哪裡會學什麼騎射？除了依附在日本關東軍的皮靴上，我簡直什麼也不會，什麼也不想。所以後來關東軍同意了我穿龍袍去祭天，我也就不再去爭什麼別的了。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清晨，在長春郊外杏花村，在用土壘起的“天壇”上，我穿著龍袍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禮。然後，回來換了所謂大元帥正裝，舉行了“登極”典禮。這時執政府改稱為“宮內府”，我住的地方因要避開日本天皇的“皇宮”稱呼，稱為“帝宮”。其中的房屋後來除增建了一所“同德殿”之外，其餘的只是修繕了一下，樓名依舊未變。登極典禮是在勤民樓舉行的。

那天勤民樓的大廳裡鋪著大紅地毯，在北牆跟用絲帷幕裝設成一個像神龕似的地方，中間放一特製的高背椅，上刻有作為徽號的蘭花，所謂“御紋章”。我立在椅前，兩旁站列